长期以来，古籍整理面临“资料浩繁、人员稀缺、周期漫长”的突出矛盾。
一方面，我国古籍数量庞大、版本复杂、传抄刊刻异文众多，整理工作要求严谨、校勘细密；另一方面，能够胜任整理编纂的专业队伍培养周期长、投入高，传统模式多依赖少数专家以手工方式完成，导致不少古籍整理进度与社会需求之间存在落差。
如何在保证学术规范与质量底线的前提下，提高整理效率、扩大覆盖范围，成为业界共同关切。
此次在北京举行的“数智时代古籍数字化前沿论坛暨‘我用AI校古籍’（2025年）总结会”，对上述问题给出了阶段性实践答案。
论坛由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委员会主办，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教研室、北京大学数字人文研究中心与字节跳动公益联合承办。
会议梳理了过去一年古籍保护与数字化整理方面的探索成果，并围绕数智时代古籍研究的转型与创新展开研讨。
从原因看，古籍整理提速扩面，既来自技术进步带来的工具变革，也来自组织方式的重构。
一方面，智能整理平台在文字识别、版本比对、标点断句、校勘提示等环节提供辅助，使大量“可规范化、可流程化”的基础工作得到有效分担；另一方面，平台化协作让高校师生、志愿者与专业编委形成分工链条：基础粗校依托规模化参与快速推进，关键环节由专业力量把关，逐步形成“人机协同、分层校核”的工作机制。
与会专家指出，这种机制不是用工具替代学术判断，而是通过提高基础环节效率，把更多时间和能力投入到辨伪存真、学术阐释与体系化整理之中。
会议期间，《儒藏》50部正式上线“识典古籍”平台，成为论坛关注的一个样本。
相关负责人介绍，自2024年底项目启动以来，在平台支持下，由12名编委参与，用较短时间完成50种书稿的整理编纂。
对照既往经验，《儒藏》精华编（中国部分）510种书稿整理曾动员400余位专家、历时18年完成，年均整理约28种。
两者对比折射出：在坚持编纂规范与学术流程的前提下，数智工具与协作机制有望显著提升生产效率，并为大型典籍工程的持续推进提供新的组织路径。
影响层面，数智化实践正在带来多重外溢效应：其一，降低古籍整理的参与门槛，扩大社会动员能力。
在“我用AI校古籍”（2025年）总结会上，主办方介绍，该活动自2024年启动以来，吸引全国1450余所高校的3.7万名大学生及志愿者参与，累计完成15亿字粗校，覆盖约2万部古籍。
通过任务拆分与流程化训练，参与者在实践中接触典籍、掌握基础校读方法，形成“以学促研、以研促传”的公共文化参与模式。
其二，推动古籍资源开放共享，助力教学科研。
数据显示，“识典古籍”平台已向社会免费开放超4.7万部古籍，为4000多个团队提供整理支持，并支撑多所高校开展教学实践、推进科研项目、培育专业人才。
这为文史研究的数据化、可计算化奠定了基础，也为跨学科合作打开空间。
其三，促进学科转型与人才培养结构调整。
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委员会副秘书长吴国武介绍，高校系统正在逐步打破“依赖专家学者人工整理”的传统模式，越来越多将智能工具深度融入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推动古典文献学与数字人文等方向融合发展。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杨海峥结合古典文献学发展脉络指出，数智技术正在重塑研究范式与方法结构，为古籍研究的现代化升级提供新的学术坐标。
对策方面，业内普遍认为，数智赋能要走得更稳、更远，需要在“效率”与“质量”之间建立可验证的制度化平衡。
首先，完善分层校勘与质量控制体系，明确粗校、复校、精校、定稿等环节标准与责任边界，形成可追溯的版本管理与审校记录，避免“快而不准”。
其次，强化专业把关与学术规范，将智能工具定位为辅助性基础设施，在异文判断、义理阐释、版本源流等核心环节坚持专家审定，防止概念混淆与误用。
再次，推进高校课程与实践项目联动，形成“教学—训练—项目—成果”闭环，在真实任务中培养既懂文献又懂工具的新型人才。
最后，推动资源共建共享，鼓励更多整理成果以开放、可复用的方式服务公共文化，形成“多方参与、共同受益”的良性生态。
前景判断上，数智技术将进一步推动古籍整理从“单点工程”迈向“平台工程”。
随着工具能力提升、数据积累增加与规范体系完善，古籍整理有望实现更广覆盖、更高效率与更强协同，但同时也对学术共同体提出更高要求：既要拥抱新工具带来的生产力提升，也要守住学术底线与文化价值导向。
未来，围绕高质量文本、可靠版本谱系、可核验校勘链条以及跨学科研究方法的建设，将成为古籍数字化从“量的扩张”走向“质的提升”的关键。
当智能技术遇见千年典籍，这场跨越时空的对话正在重新定义文化传承的边界。
从皓首穷经到人机协同，古籍数字化不仅是一场技术革命，更是一次对传统文化生命力的深度激活。
在数智浪潮中守护文明根脉，需要既保持对历史的敬畏，又葆有面向未来的创新勇气——这正是新时代古籍整理工作留给我们的双重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