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当今世界在冲突频发与政治极化中面临“对话能力下降”的挑战。
哈贝马斯长期关注战争与和平、欧洲一体化、民主制度的合法性基础等重大议题。
在童世骏看来，哈贝马斯离世之际，国际秩序正经历震荡：地区冲突延宕、地缘政治对抗升温，欧洲多国民粹思潮抬头，“以立场替代论证、以阵营替代协商”的趋势加剧了国际社会的分裂。
原因——童世骏指出，哈贝马斯晚年的忧虑，集中体现为对欧美政治文化矛盾的再审视。
一方面，他肯定美国与瑞士的宪政传统对联邦德国制度建设的启发意义；另一方面，他批评某些国家将“自由民主”当作可向外投送的强力工具，把价值当作物资“空投”。
在哈贝马斯的表述中，物资性的“善物”可以跨文化迅速援助，而价值与制度必须依赖相关社会的理解、接受与同意，不能靠外部强制移植。
这种“范畴性错误”，在强权政治与利益外交回潮时更易被放大，最终侵蚀以国际法与多边合作为基础的秩序。
影响——上述分歧不仅体现在大国政策选择上，也映射到欧洲内部的结构性困境。
童世骏回忆，哈贝马斯在不同时期对欧洲与北约问题的态度曾有变化：在上世纪90年代巴尔干危机背景下，他更强调欧洲一致行动的重要性；而在伊拉克战争之后，他与学者联名呼吁欧洲形成更自主的共同外交政策。
进入晚年，哈贝马斯对欧洲一体化受挫、部分国家政治“右摆”更感痛心，担心欧洲难以形成有效的公共讨论机制，政策被情绪化动员与短期利益牵引，进而削弱欧洲在全球事务中的建设性角色。
对策——童世骏认为，哈贝马斯留下的关键启示在于“用对话修复政治”。
其话语伦理与商谈民主理论强调：公共权力的正当性需要经由公开、理性、可检验的讨论程序来生成；不同立场的共处，依赖规则化的沟通与彼此承认。
面向现实政治，这意味着国际社会应重申多边主义与国际法框架，减少将价值问题工具化、阵营化的倾向，在安全、发展、科技伦理等领域扩大可持续的制度性沟通渠道。
对各国社会治理而言，则需不断完善法治化、程序化、透明化的公共参与机制，让社会分歧回到可讨论、可论证、可协调的轨道上。
前景——在谈及中国语境时，童世骏表示，他长期研究哈贝马斯，核心在于其思想与中国自身课题的相关性；通过研读与翻译，可更清晰地理解现代化进程中制度与社会共识如何相互支撑。
童世骏曾翻译《在事实与规范之间》，系统引介其关于法治与民主正当性的论述，并与哈贝马斯保持邮件往来。
他回忆，哈贝马斯回复邮件一向迅速，双方不久前仍就进一步交流保持沟通。
童世骏认为，哈贝马斯晚年在对欧美前景更趋悲观的同时，更关注中国在世界秩序重塑中的作用，期待中国在推进自身现代化的同时，为国际社会提供更多基于理性沟通的公共产品，推动不同文明、不同制度之间以对话而非对抗增进理解。
哈贝马斯的逝世不仅是一位思想巨擘的离去，更是一个时代的缩影。
他对理性沟通、民主对话的坚持，以及对强权政治的批判，在当今分裂的世界中显得尤为珍贵。
正如童世骏教授所揭示的，哈贝马斯的思想遗产将继续启发人们对全球化时代价值冲突与文明对话的思考，其理论生命力将在未来的学术探讨和现实关切中得到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