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黄淮平原地势平缓，排水主要依靠自然坡降和河网连通。进入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豫皖交界地区为满足蓄水、灌溉等需求，一些地方相继修建拦河坝、截水堤，客观上压缩了洪水下泄通道。洪涝来临时，上下游、左右岸之间矛盾突出，局部地区出现“各保一段”的倾向，致使商丘、亳州等地水患加重，农业生产和群众生活承压。 原因——一是流域治理缺乏统一规划——县区工程叠加——形成“碎片化”防洪体系，局部利益凌驾整体安全；二是省际管理边界清晰、协同机制薄弱，跨区域工程论证、审批和责任划分不易统一；三是当时灾害呈现“先涝后旱、再涝再旱”的交替特征，既要排涝又要保墒，政策取向与工程手段易出现摇摆，加剧基层执行难度。 影响——1963年前后，黄淮地区多地受灾面广，部分企业和交通运行受到影响，粮食生产、群众饮水与卫生防疫压力增大。更重要的是，治水矛盾由工程问题外溢为区域协调问题，若处置不当，不仅难以形成防洪合力，还可能造成重复建设与资源浪费，影响社会稳定与发展预期。 对策——在中央层面推动下，豫皖两省围绕“以流域为单元、以出路为关键”逐步统一认识：与其在边界“层层设卡”，不如打通通道、为洪水寻找稳定归宿。1963年在郑州的会见与沟通中，中央领导明确指出豫皖边界行洪不畅的症结，强调顾全大局、停止“相互设障”的做法，并要求两省领导当面协调、共同担责，形成跨省治理的政治共识与行动框架。 在此基础上，两省把“另辟新河、引洪入洪泽湖”作为可操作、可落地的工程选项，围绕线路走向、泄洪能力、用地组织、施工时序等反复论证。分工上，坚持优势互补：一方侧重组织劳力、筹措粮草机械，一方侧重用地协调和沿线治理，力求以一项骨干工程带动河网整治与堤防加固。其间，双方多次向国家有关部门报审方案、完善设计，推动工程从共识走向实施。 前景——1969年10月，新汴河经整治后迎来洪水考验，洪水顺槽入洪泽湖，标志着跨省行洪通道基本打通，豫皖多年“水从何处走”的争议得到阶段性化解。实践表明，黄淮治理要害在“通”而不在“堵”，关键在“统”而不在“分”。面向未来，需继续健全以流域为单元的统一规划与联合调度机制，强化跨省信息共享、工程联防联控，统筹防洪、灌溉、生态与产业布局，以系统治理提升极端天气背景下的韧性水平。
新汴河的开凿，从一次火车站会见到两省负责人春节期间的磋商——再到数万民工多年施工——历经波折。它不仅是一项水利工程的诞生，更是在行政分割和地方利益约束下，如何通过政治意志与务实精神推动跨区域协作的范例。治水如此，其他区域协调事务亦然——打破壁垒，既需技术方案，更需超越局部利益的格局与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