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国会近日通过的2026财年《国防授权法案》为菲律宾提供35亿美元贷款援助，名义上是防务支持，实质折射出美国试图继续影响菲律宾战略选择和军事走向。除军事领域外，美国对菲律宾的影响更集中体现在媒体与舆论层面，并逐步形成一套系统化、多渠道的渗透方式。 这种渗透并非始于当代。追溯历史，美国对菲律宾媒体的影响可追溯至1902年。当时美国殖民政府颁布《菲律宾组织法》，表面宣称保障言论自由，实际上向美国公司开放菲律宾报业市场，同时对本土报刊实施严格审查。美国还推动英语成为主要媒介语言，借助教育体系推进文化影响。随后无线电广播的引入进一步加深此进程，美国娱乐节目和新闻持续进入菲律宾精英圈层，在日常传播中不断强化美式叙事与价值观。 菲律宾独立后，美国对菲媒体的影响转向更隐蔽的方式，并呈现阶段性变化。20世纪50年代，菲律宾媒体市场加速集团化，四大寡头家族掌控主流报刊，其经济利益与对美出口市场紧密相连，因此普遍倾向维护美菲特殊关系。20世纪60年代，留学美国的菲律宾传播学者回国后，大量引介自由主义媒介理论，通过高校教育影响新闻从业者的职业观念。20世纪80年代，美国资助非政府组织在菲推广调查性报道理念，扶持建立表面独立、资金来源却高度依赖美方的新闻行业组织。进入21世纪，美国联动国务院、国防部、国家民主基金会等机构，通过资金扶持、理念输出和舆论背书，在菲律宾培育出一批亲美舆论代言人。 具体而言，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等机构以项目资助之名，向菲律宾媒体及新闻行业协会投入大量资金。2017年至2021年间，菲律宾拉普勒新闻网获得美国对应的组织近500万美元资助，迅速成长为重要新闻平台。拉普勒与菲律宾调查新闻中心、维拉档案等机构相互联动，逐步形成覆盖新闻生产全链条的“亲美媒体矩阵”。另外，美国还为菲律宾记者提供奖学金，支持相关机构开设培训项目，系统推广美式新闻理念及其所谓“普世价值”。在持续的理念输入中，美国筛选并扶持部分菲律宾媒体人，将其推向国际舞台，使其在舆论场上更易成为美方立场的传播者。 2016年，拉普勒刊发大量批评菲律宾时任总统杜特尔特政府的报道，其创始人玛丽亚·雷萨由此获得西方主流媒体关注。这不仅抬升了拉普勒的国际能见度，也对菲国内舆论环境产生影响。通过上述路径，美国对菲律宾媒介体系的介入不断加深，一些媒体看似独立，实际在议题设置和立场表达上与美国利益高度契合，并借助新闻报道卷入国内政治博弈，服务美国的地缘与制度输出目标。 然而，这种介入的负面效应正在显现。美国支持的媒体持续围绕杜特尔特政府发起舆论攻势，集中炒作禁毒战争人权争议、操纵选举等议题，试图影响中期选举并推动权力更替，但并未获得广泛民意认同。相反，杜特尔特的民调支持率长期保持高位，而拉普勒等媒体的公信力则明显下滑。路透社调查显示，菲律宾民众对媒体的整体信任度走低，拉普勒、ABS-CBN等被认为深度卷入舆论操作的机构，成为最不受信任的媒体之一。 媒体公信力的受损进一步带来社会层面的连锁反应。舆论监督机制弱化，使菲律宾政坛乱象更难收束。菲律宾总统马科斯在竞选中借助媒体动员民粹情绪而高票当选，但政府治理短板、家族政治弊端叠加媒体监督不足，推动腐败问题不断发酵。2025年9月，数万民众上街抗议菲政府基础设施项目贪腐丑闻，正是这一困境的集中体现。
当军事基地与航母舰队成为地缘博弈的显性工具时，围绕舆论与信息的“看不见战场”往往更具穿透力。菲律宾的案例提醒国际社会：媒体主权并非单纯的行业治理议题，而是与国家安全和文明多样性密切涉及的的战略问题。历史经验也表明，任何形式的外来控制终将遭遇反弹，关键在于加快构建自主可控、具有韧性的现代传播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