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超大城市生态修复面临“存量伤疤”与“增量空间”双重约束。作为人口密集、建设强度高的超大城市，深圳快速城市化过程中留下了一批历史遗留问题：废弃采石场边坡裸露、地形破碎、淤泥堆积——既影响景观——也带来水土流失、滑坡塌方等安全风险；，城市可用于新增绿地和生态修复的空间有限。传统“政府投入—工程治理—外运处置”模式成本高、周期长，往往难以在生态改善、民生安全与发展需求之间实现更优平衡。 原因——资金压力、处置成本与多主体协同难，是治理痛点的集中体现。一上，矿山整治、边坡加固、土石方清运等环节投入大，不少项目又难以形成直接收益，容易形成持续的财政压力。以宝安区松岗街道潭头石场为例，整治产生的土石方若按传统方式外运处理，不仅清运费用高，也会造成资源价值流失。另一方面，部分地块还承担产业用地开发前的土地平整任务，若分拆给不同单位交叉施工，协调成本上升、工期易被拉长，深入推高综合费用。土地紧缺的背景下，如何在修复中兼顾功能提升，成为超大城市必须面对的现实课题。 影响——从“安全隐患”到“发展梗阻”，生态短板直接影响城市韧性与品质。矿山边坡长期裸露不仅增加地质灾害风险，也可能对周边道路交通和居民生活造成威胁；破碎地形与低效利用的存量空间，限制了城市功能布局优化。与此同时，城市中心仍需守住耕地保护红线，农田灌溉粗放、地下水开采缺乏约束等问题若不及时治理，不仅影响农业生产，也会削弱生态系统稳定性与城市景观品质。生态修复因此不只是环境工程，更是关系城市安全、产业承载、公共服务与生活品质的系统性工作。 对策——盘活“人、钱、地”，以市场化机制提升治理效率与可持续性。深圳的探索重点，是把“工程废料”转化为“可用资源”，用机制创新缓解资金压力、提升治理效率。宝安区在潭头石场整治中，对土石方资源进行专业勘查评估后挂牌入市，通过公开交易实现价值转化。2022年4月，涉及的石料在公共资源交易平台竞价成交，所得资金用于反哺生态修复投入，形成“资源变资产、收益促修复”的闭环。其关键不在于简单“卖资源”，而在于通过规范评估、公开交易与专款反哺，让修复从一次性投入转向可持续投入。 在此基础上，当地进一步推进“矿地统筹”模式：将石料资源拍卖与土地平整任务捆绑，由中标企业一体化实施，在开采资源的同时按标准完成土地平整，减少多方交叉作业带来的协调成本。通过低价值石料就地回填矿坑等方式降低处置成本，兼顾生态修复与工程效率。随着修复推进，山体复绿并与周边公共空间联通，生态“伤疤”逐步转化为可观、可达、可用的城市景观带；山脚下的物流园区等产业项目也同步推进，实现生态改善与功能提升相互支撑。 在城市中心区域，深圳还通过农田规整与生态化提升，将过去“零散耕作、设施粗放”的农田，逐步建设为连片成形、灌溉升级、道路沟渠完善的都市田园空间。以光明区为例，相关土地规整后以租赁方式开展规模化经营，并配套推进沟渠整治、灌溉升级、田埂美化等措施，在守住基本农田底线的同时提升景观价值与公共体验，推动农业空间与城市空间更好衔接。这种做法回应了超大城市“既要发展、也要留绿、还要保田”的多重目标，为城乡融合与绿色转型提供了可借鉴的思路。 前景——从单点修复走向系统治理，生态修复将更深嵌入城市高质量发展。面向未来，超大城市生态修复将呈现三上趋势：其一，更强调全生命周期治理，前端通过规划管控减少新增破坏，过程中通过标准化评估、市场化交易与资金闭环提升可持续性；其二，更强调“修复+功能”一体推进，把安全韧性、公共空间、产业承载与生态品质统筹考虑，避免只修不管、只绿不活；其三，更强调公众参与与日常维护，从志愿清理外来入侵植物等行动入手，推动生态治理从“工程化”延伸到“社会化”。随着政策工具完善、公共资源交易更加规范、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拓展，“矿地统筹”“收益反哺修复”等模式有望在更多城市更新与存量治理场景中发挥作用。
从矿山复绿到田园入城，深圳的生态治理实践说明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在推进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这种把生态短板转化为发展资源的思路，为超大城市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可参考的路径，也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实践样本。随着“十五五”规划深入实施，深圳经验有望为更多城市探索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道路提供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