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仁宗这个皇帝啊，他当政的时候是真不错，就像汉文帝用贾谊、唐太宗重用狄仁杰一样，他把纳谏当成了治国的基因。包拯、欧阳修还有晏殊都在他的朝堂上待着呢。哪怕是有人弹章像雪片似的飞来，仁宗也不怕，他心里知道一句“伤范希文者伤天下士心”，所以总有人敢替范仲淹说话。 范仲淹是真的倔，他是北宋那个屡遭贬谪的清官。他小时候家里穷得叮当响，千锤万凿都敲不出来，硬是靠着在应天府啃米粥、睡佛寺读出来进士功名。从那以后，他的路就没顺过，“三起三落”的直言之路就在脚下展开了。每一次被贬都是因为他爱往上头提意见得罪人，每一回复位又马上接着干老本行。 他那直言可不是为了跟人唱反调，是因为心里装着“忧君、忧民、忧官、忧国”。第一件事就是忧君，他让仁宗管管家里的事儿，阻止百官向刘太后祝寿。结果就被贬到通判去了。朋友劝他老实点别瞎出头，他说：“危言危行嘛，只要对国家好，杀头也不怕。” 第二件事是忧民。江淮闹蝗灾，仁宗不信灾情多严重，范仲淹当众质问他；灾情过后，范仲淹背着捆来的野草进了宫，让仁宗和嫔妃尝尝灾民吃的东西。这一举动把仁宗弄得又羞又恼，但也让他真的感受到了民间的疾苦。 第三件事是忧官。郭皇后的事儿一出，他跟同僚一起被贬到了睦州；回朝后又拿出了一张《百官图》，指斥丞相吕夷简卖官鬻爵。他说：“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结果又被赶了出去。 第四件事是忧国。西夏李元昊反叛的时候朝廷主张速战速决，范仲淹却主张全民皆兵、修筑堡垒、以守为攻。韩琦、夏竦这些名将都不支持他，仁宗都下了诏书了，他还是偷偷给皇上递密奏。最后靠着他这一份坚持，帝王才收回了成命。 范仲淹能这么干其实是因为三个原因：一是那个时代允许犯错；二是有谏官制度给他撑腰；三是他的人格魅力太大。从秦汉设立谏官开始到北宋那会儿达到了鼎盛状态：上面能看住皇上的错处，下面能体察民情。张舜民七天写六十封信、任伯雨半年写一百零八封信都没事呢。制度给了范仲淹一个“安全垫”，也让皇上看起来像是广开言路的样子。 晏殊赏识他、欧阳修支持他、韩琦跟他并肩作战、“先天下之忧而忧”的文章传遍天下。这就把天下的读书人都变成了他的粉丝。仁宗晚年也感叹：“一天看不到范君我就睡不着觉。”个人品质和公共形象互相成全了彼此。 范仲淹的三起三落落下的不是锐气而是更坚定的脚步；被贬掉的不是威望而是更广阔的影响。他从秘阁校理做到边关帅臣、从书院山长变成丞相人选。他一直把“清、慎、勤”背在肩上。 历史不会记住每一张贬谪的诏书，只会记住那个不恋荣华、不惧生死、不改初心的身影——因为有了他，“朝廷无忧”“京师无事”才成了两代帝王共同的感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