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传染病防治与学科建设亟需中医药系统发力 新中国成立后，如何在公共卫生体系中更好发挥中医药作用，是摆在医疗卫生事业面前的重要课题。
传染病来势急、传播快，既考验救治能力，也考验科研组织与学科建设水平。
中医药要在现代医疗体系中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防治经验，必须回答“如何用经典指导现实、如何用疗效支撑发展”的现实问题。
原因——从临床痛点到国家需求，促成“守正”与“创新”并进 刘志明1925年出生于湖南湘潭中医世家，少年时期师从当地名医学习温病诊治。
亲人罹患痢疾时，他在危急中以所学施治挽回生命，这段经历使他更坚定将一生投向中医药。
1954年，卫生部组织名中医进京筹建中医研究机构，年仅29岁的刘志明成为参与者之一，并承担起组建“传染病组”的任务。
彼时条件简陋、设备匮乏、经验不足，团队只能从最基础的门诊、观察、记录做起，在实践中建立诊疗规范与研究思路。
正是在“从零起步”的压力与国家公共卫生需求的牵引下，他逐步形成以经典理论为根、以临床疗效为要、以科学方法为桥的工作路径。
影响——以实战检验学术，以疗效赢得信任，形成可借鉴的中医防治经验 在多次疫情应对中，刘志明强调辨证与辨病结合，主张抓住疾病传变特点，尽早干预、截断病势。
1957年北京出现小儿病毒性肺炎流行，传染性强、病程进展快，常规治疗一度难以奏效。
他与相关专家会同研究后提出更符合疾病演变规律的中医思路，强调表里同解、分层施治，在早期控制病势、降低重症风险方面取得积极效果，相关探索也为中医药参与急性传染病防治提供了可参考的范式。
除传染病领域外，他长期深耕发热性疾病、心脑血管疾病及疑难病症，注重在经典方药基础上结合现代医学认识进行加减化裁，形成较为鲜明的临床特色。
多位患者回忆，在治疗过程中不仅重视处方用药，也重视生活起居、情志调护与全程管理。
一些肿瘤放化疗患者经中医药调理后症状减轻、耐受性提高、生活质量改善，体现了中医药在综合治疗中的独特价值。
对策——以协同促创新、以传承强根基，推动中医药高质量发展 刘志明坚持“兼容并蓄、反对门户之见”。
他认为，现代医学的快速发展得益于与科技进步的紧密联动，中医药要实现更高水平发展，同样需要在坚守理论体系与临床优势的基础上，主动吸收现代科学方法，推进循证研究、标准化建设与真实世界数据积累。
他在带教中强调基本功和规范意识，要求后学既要熟读经典、掌握辨证思维，也要理解现代医学的诊疗逻辑与检验影像等工具的边界与价值；在家庭教育中亦坚持同样原则，曾要求子女先打牢现代医学基础，再回到中医体系中融会贯通，以形成真正面向临床问题的综合能力。
面向行业发展，这一路径具有现实启示：一是加强以重大疾病与公共卫生需求为导向的中医药科研组织；二是完善中西医协同机制，让优势互补在制度层面可落地；三是加大名医经验的系统整理与人才梯队建设，使“师承”与“院校教育”“规范化培训”相互支撑。
前景——在现代化进程中凸显中医药独特贡献 当前，人民健康需求由“治病”向“防病、康复、长期管理”延伸，中医药在整体观、辨证论治与治未病方面的优势更显重要。
随着国家持续完善中医药政策体系、推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中医药参与传染病防治、慢病管理、老年健康与康复医学的空间将进一步拓展。
以刘志明为代表的一代医者所积累的实践经验表明：只有把经典学术与时代命题紧密结合，把临床疗效与科学研究紧密结合，把人才培养与制度建设紧密结合，中医药才能在现代医疗体系中不断提升贡献度与公信力。
从青年时代参与新中国中医药事业奠基,到耄耋之年仍心系行业发展,刘志明用一个世纪的坚守与创新,生动诠释了"大医精诚"的深刻内涵。
他的学术思想和实践经验,为新时代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提供了重要借鉴。
在全面推进中医药振兴发展的今天,更需要这种既尊重传统又勇于创新、既坚守初心又与时俱进的精神品格,推动中医药在守正创新中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更好地服务人民健康和民族复兴伟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