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额彩礼已成为当代中国社会的突出问题，既困扰农村地区，城市中也并不罕见；全国人大代表李燕锋调研中指出，其成因与人情社会中的攀比心理和“面子消费”密切对应的：一旦某地彩礼标准被抬高，其他家庭为了不“落人后”、维护家庭体面与社会评价，只能被动跟涨，逐步形成“价格内卷”，推动彩礼一路走高。李燕锋同时提到，各地高额彩礼的呈现方式并不相同。有些地方表面上称“不要彩礼”，但转而要求男方购置房产、车辆等，以其他名目抬高婚姻成本，本质上仍是在用物质条件衡量婚姻。高额彩礼对青年群体的影响正在加深。结婚成本不断上升，再叠加教育、医疗、住房等现实压力，部分年轻人对进入婚姻产生顾虑。为了给子女成家做准备，不少中年父母不得不提前多年节衣缩食、攒钱应对，此现象在城乡均较普遍，既压缩了家庭生活空间，也可能对人口结构与代际关系带来持续影响。针对这一问题，李燕锋认为，仅靠舆论呼吁和道德劝导难以扭转趋势，需要更明确的法律规范与制度安排。她建议国家设立统一的彩礼金额基准，将其控制在6万元以内。考虑到各地经济水平差异，全国性“基准线”有助于形成稳定预期，减少无序攀比。同时，她建议对选择低彩礼或零彩礼的家庭给予政策支持，如在创业贷款、就业帮扶、税收优惠诸上提供激励，强化正向引导。她的建议强调“规范+激励”并用：一方面通过制度约束压缩彩礼过度抬升的空间，另一方面用可见的政策支持鼓励更理性的婚姻选择，以推动社会风气回归理性。
婚俗改革关系到家庭负担与社会运行的长期成本。推进现代化进程中，如何在尊重传统与倡导文明之间找到平衡，需要更精细的政策设计与公众观念的同步调整。对应的建议的提出，反映出治理思路正从倡议层面走向制度层面，其后续落地与成效，也将为缓解婚育压力提供现实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