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大连马”为何引发关注？ 马年新春，大连黑石礁海岸出现的“大马”装置成为市民游客合影的新热点。与一般公共艺术不同，其灵感来自一项重要古生物发现——“大连马”。围绕该物种，大连自然博物馆推出专题展览，集中呈现模式标本、复原骨架及研究成果，试图回答公众最关心的三个问题：它究竟是什么样的马？为何洞穴中出现大量遗骸？又为何最终消失在历史长河中？ 原因——从一次采石“撞开”的远古入口说起 大连马研究的关键证据来自古龙山遗址。1981年，原复县（今瓦房店市）龙山村一处采石作业中，工人意外发现洞穴堆积层，由此揭开古龙山遗址的科学价值。后续调查显示，该遗址地层年代约为距今4万年至1.7万年，属于晚更新世；出土脊椎动物化石达上万件，并伴随石器、骨器以及带有敲击痕迹的骨片等遗存，表明这里不仅是化石点，也是大连地区较早确认的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类活动地点之一。 在众多动物遗存中，马类化石数量格外突出。仅牙齿化石就超过7000枚，统计推断至少来自200余匹马个体。更重要的是，研究者在这些材料中识别出一种体型明显偏大的马类类型，经系统鉴定后确认为我国此前未记录的新物种，并以发现地命名为“大连马”。这一发现补充了中国北方晚更新世大型马类的谱系证据，说明当时的草原生态中，除野驴与小型野马外，还可能存在更高大强健的野马成员。 影响——一块骨、一枚齿，折射古生态与人类行为两条线索 其一，大连马为复原区域古环境提供了“指示物”。大连自然博物馆科研人员介绍，除古龙山外，在大连海茂化石点、里驼子穿海洞等地也发现了大连马涉及的化石，提示其在当时大连地区分布并非孤立。此外，在金普新区骆驼山金远洞遗址，研究者还识别出庆阳马、三门马等在内的多种马类化石，显示大连地区在更长时间尺度上可能一直是马类活动的重要区域之一。这些发现共同指向一个较为清晰的背景：在晚更新世乃至更早时期，大连周边或存在适合马类生存的开阔环境与草地资源。 其二，形态学证据支撑“大连马”为独立物种。专家表示，大连马在头骨与颊齿特征上与普氏野马存在相似性，但其掌骨、跖骨更为粗长，相关测算显示其体型较普氏野马大约增大1/4至1/3，肩高可达1.7米至1.8米。与此同时，牙齿微观结构也能将其与驴类区分开来。综合多项特征推测，大连马与普氏野马可能共享更早的祖先类型（有研究将“北京马”视为可能的祖先之一），在不同生态压力下发生平行演化。 其三，“集中埋藏”现象为古人类生计方式提供旁证。为何大量马类遗骸会在洞穴中高度聚集？研究团队对牙齿切片进行季节性与年龄结构分析，发现多数个体死亡时间集中在夏季，且青年、幼年比例较高，老年个体相对较少。这一组合不太符合自然衰老或疫病导致的随机死亡模式。结合洞穴内的石器、骨器以及人工敲碎骨片等信息，研究人员提出更具解释力的路径：古龙山所在山间盆地南侧临近水源，适宜旧石器人群栖居；洞穴支洞可能承担“遗弃场”功能，狩猎后加工剩余骨骼被集中丢弃并长期堆积。由此，大连马很可能曾是当时人类重要的狩猎对象之一，当地先民或已掌握一定的协作围猎能力，并可能同时猎取披毛犀、大角鹿等大型动物。 对策——让科学证据更好走向公共空间 受访专家认为，大连马的“出圈”说明公众对自然历史与城市记忆的连接需求正在增长。下一步应在三上持续发力：一是加强遗址与化石点的系统性保护，完善调查、记录与监测，避免建设与开采活动造成不可逆损失；二是推动多学科联合研究，形态测量、埋藏学、古环境重建等方向形成更完整证据链，为物种演化与人群活动提供更高分辨率解释；三是提升科普转化能力，通过展览叙事、公共艺术与研学课程，将“化石证据—生态场景—人类故事”连成可理解的知识框架，增强公众对自然遗产保护的共识。 前景——在气候变化的大背景下重新理解“灭绝” 关于大连马的消失，学界普遍倾向于“多因素叠加”框架：晚更新世末期气候转暖、冰期结束可能导致栖息地与食物结构改变；同时，人类狩猎压力的长期累积也可能加速其种群衰退。专家指出，对这一问题的回答仍需更多证据支撑，未来若能在沉积层年代学、古植被与同位素分析诸上取得进展，有望深入还原当时草原—森林边界的变化及其对大型有蹄类的影响，并更加客观评估人类活动在区域性灭绝事件中的作用比例。
大连马的发现见证了中国古生物学的长足进步。该冰河时期巨兽的兴衰史，既记录了地球环境的变迁，也反映了远古人类与自然的互动关系。在生态文明建设的当下，这项研究提醒我们：尊重自然规律、维护生态平衡，才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根本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