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典哲学研究持续升温、学术公共空间不断扩展的背景下，如何在文本细读与问题意识之间建立有效通道，成为高校人文研究的重要课题。
中山大学哲学系依托“禾田哲学讲座”平台，于2025年10月27日至12月5日在南校园锡昌堂103讲学厅推出“《判断力批判》：原理、体系与局限”系列讲座。
主讲人为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中山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特邀访问教授谢地坤。
系列讲座以《判断力批判》为中心，系统讨论康德批判哲学在“理论—实践”之间的衔接方案，并追问其适用范围与内在张力。
问题在于：康德批判哲学的两大支柱——认识论意义上的自然必然性与伦理学意义上的自由实践——如何在同一体系中实现贯通。
《纯粹理性批判》主要界定人类认识能力的条件与限度，《实践理性批判》强调道德法则与善良意志的无条件约束力，二者在解释人的现实处境时容易呈现“各自成立、彼此隔离”的结构性难题。
《判断力批判》作为1790年出版的第三部批判著作，被视为康德完成其批判计划的关键一步，其讨论审美判断与目的论判断，意在为自然领域与自由领域提供可沟通的“中介环节”。
原因层面，系列讲座从康德文本自身的编排与改写入手，揭示理论结构的生成逻辑。
谢地坤以导言部分为切入口，比较康德最初拟定的“导言初稿”（12节）与最终定稿（9节）的差异，指出康德放弃初稿并非出于篇幅取舍，而是为了突出第三批判的核心任务：其一，初稿偏重对整体体系的概述，容易削弱第三批判的独立问题；其二，初稿对自然与自由之间“鸿沟”着墨不足，而定稿明确将沟通两大领域作为关键议题；其三，初稿未能充分凸显判断力的功能定位，定稿则将判断力作为体系中不可替代的“连接机制”加以凸显。
通过这一文本史路径，讲座将抽象的体系争论转化为可检验的文本证据链，强调经典研究必须在概念、结构与写作策略之间相互印证。
影响层面，讲座对“判断力”的重新定位，不仅关乎康德哲学内部的自洽，也为当代学术讨论提供方法论启发。
谢地坤以“快乐与不快乐”为切入点，强调康德并非将其视为单纯经验心理现象，而是试图在其中发掘具有先天原则的结构，从而为理论与实践之间建立可普遍化的过渡路径。
在此基础上，讲座进一步厘清判断力的性质：它不像知性那样为自然立法，也不像理性那样为自由立法，不拥有独立“领地”，却以其先天的联结功能在两大领域之间提供条件性支撑。
这一解释有助于把握康德所谓“中介”并非简单折中，而是以能力区分为前提的结构性安排。
对策层面，系列讲座着力推进概念辨析与论证链条的细化，突出“规定性判断力”与“反思性判断力”的区分。
规定性判断力是在已有普遍原则下对个别对象作出归类与裁定；反思性判断力则在面对复杂多样的经验材料时，寻求可能的普遍性线索与统一性原则。
谢地坤指出，科学研究之所以可能，往往预设某种“理智统一体”的理念性前提，即自然并非毫无秩序的杂多，而具有可被理解的系统关联。
反思性判断力据此展开对自然、社会与人的本性之探讨，并引出“合目的性”问题：所谓合目的性并非把自然简单拟人化，而是说明人在理解自然时不可避免地采用一种“如同有目的”的组织原则，以便在复杂经验中形成秩序、判断与解释。
由此，判断力一端连接认识能力的运作，一端指向人的自由与道德关怀，使“自然—自由”的沟通获得可讨论的哲学形式。
前景层面，活动与学术出版形成联动，凸显经典研究的公共价值。
据介绍，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康德三大批判套装本”于10月11日在中山大学深圳校区举行发布活动，谢地坤作为其中《判断力批判》新译本译者，将翻译中的概念取舍、语境差异与理论问题相结合，为理解经典提供“文本—概念—问题”三位一体的路径。
中山大学哲学系主任张伟在活动中为主讲人颁发“禾田哲学讲座”聘书。
与会者认为，此类面向学界开放的系列讲座，有助于推动跨校学术交流，促进青年学者与学生在原典研读、学术规范与问题意识上形成更扎实的训练，也为人文研究回应现实关切提供更稳固的理论资源。
康德《判断力批判》的理论价值在于它实现了哲学从纯粹思辨到现实关怀的转变。
谢地坤教授的系列讲座通过深入阐述判断力的中介作用，揭示了康德如何将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统一起来，如何将形而上学的抽象思考与现实生活的具体问题相连接。
这种理论洞见对当代哲学研究具有启示意义。
在面对日益复杂的社会现实和人生困境时，我们需要超越单纯的理论思辨，寻求理论与实践、形而上学与经验世界的真正统一。
康德哲学的这一遗产，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获得了新的生命力和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