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最高法院日前裁定，特朗普政府此前援引《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征收的关税违法，并要求停止执行。面对司法约束，特朗普政府并未收手，而是更换法律依据，转而援引《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对全球商品推出新一轮关税措施。此变化显示出其试图在现有法律框架内寻找新的操作空间。 从法律层面看，《贸易法》第122条允许美国总统通过征收临时费用应对国际收支问题，但同时设定了150天的期限，以及15%的税率上限。相比之下，特朗普此前试图对他国商品加征50%关税的做法已被法院否定；在新政策下，15%的税率更像是在约束之下的被动调整。有关限制也说明，即便国会由共和党掌控，美国国内对关税权力的制衡仍然发挥作用。 特朗普政府此举背后的动因同样值得关注。首先，关税一直是特朗普上台以来对外经济谈判的主要工具。一旦被司法机构彻底否决，其对外谈判筹码将明显削弱，并可能影响其塑造“强势总统”的政治形象。其次，被叫停的关税政策牵涉大额退款压力。伊利诺伊州州长普里茨克已向白宫索要87亿美元，纽约州州长霍楚尔则要求退还135亿美元；这些来自民主党州长的退款诉求，叠加政治对立，使特朗普政府面临不小的财政与政治压力。在这种情况下，维持关税攻势成为其缓解困局的一种选择。
关税不应成为解决结构性矛盾的“万能钥匙”，也不应演变为转嫁风险、制造对抗的工具。稳定、可预期的政策环境，才是国际经贸合作与经济复苏的基础。面对复杂多变的外部形势，各方唯有回到规则与对话的轨道——才能避免摩擦深入升级——为全球经济增长增加确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