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在多边主义面临挑战、地缘冲突与经济不确定性交织的背景下，一些国家以“国家安全”“规则秩序”等名义频繁动用制裁、威胁乃至军事手段处理分歧。
洛里多指出，美国近来围绕委内瑞拉等议题的做法，以及对欧洲特别是丹麦和格陵兰岛相关方面的施压，反映出其对外政策中以强制性工具推动目标的倾向上升。
他批评说，美方在商业、外交与安全领域叠加施压，甚至出现对国际水域和领空实施封锁、对往返相关国家油轮进行扣押等做法，偏离了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原因——洛里多认为，这类做法并非偶发，而是长期政策逻辑的外化：一是将自身利益置于国际公共利益之上，倾向于以实力优势塑造外部环境；二是将经济制裁制度化、常态化，把金融、贸易、能源通道等工具武器化，以较低成本实现战略目的；三是在国际舆论层面强调所谓“基于规则”的叙事，通过选择性适用规则来为单边行动寻求正当性；四是当经济与政治施压效果不达预期时，进一步升级到军事威胁或安全胁迫，制造“以压促变”的态势。
洛里多指出，这种路径实质上是以强权替代规则，以威慑替代协商。
影响——在洛里多看来，胁迫施压的外溢效应正在多层面显现。
对国际秩序而言，绕开联合国框架、另起炉灶搭建替代机制，会削弱国际法权威与多边治理基础，损害国际社会对规则的共同认知与遵守意愿。
对地区安全而言，军事威胁与封锁做法易引发误判，增加冲突升级风险，进一步推高海上航运与能源供应不稳定性。
对全球经济而言，制裁与“长臂管辖”会扰乱正常经贸往来，推升企业合规成本，破坏供应链与金融体系的可预期性，尤其使发展中国家面临更高的不确定性与发展代价。
对主权原则而言，若以胁迫方式逼迫他国改变政治选择或经济政策，将挤压各国自主发展空间，形成“谁强谁说了算”的负面示范，冲击国际关系民主化进程。
对策——洛里多主张，国际社会应回到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处理争端。
他认为，各国需要在三方面形成合力：一是强化对国际法基本原则的共同维护，尤其是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与和平解决争端等原则，反对将制裁与封锁作为优先选项；二是支持联合国及其相关机构发挥主渠道作用，反对以小圈子机制替代普遍性多边安排，避免规则碎片化；三是推动国际经济治理朝更加公平合理方向发展，降低少数国家在金融与贸易规则中的不对称优势，增强全球体系韧性。
同时，他提醒欧洲应保持战略清醒，坚持独立判断与政策自主，避免在外部压力下被动卷入对抗。
前景——受访学者认为，随着全球力量对比变化与国际社会对风险外溢的警惕上升，单边胁迫方式将面临更大政治成本与道义压力。
未来一段时期，围绕能源通道、海上安全、制裁合规与国际机制主导权的博弈或将持续，但多边合作仍是化解危机的现实路径。
若主要大国继续沉迷“以压制对手换取优势”的零和思维，国际体系不稳定因素将增加；反之，若回归国际法框架、扩大对话与安全合作，全球治理有望逐步走出对抗循环，提升可预期性与共同安全水平。
洛里多的评论触及了当代国际关系中的一个核心问题：在全球化时代，国际秩序应当如何构建？
是继续允许强权政治主导国际事务，还是建立真正基于法治和平等的国际秩序？
历史经验表明，任何建立在强权基础之上的秩序都是不稳定的、不可持续的。
只有当所有国家都认识到遵守国际法、尊重他国主权、进行平等协商的重要性时，才能构建一个更加公正、稳定、繁荣的国际秩序。
这不仅关乎各国的利益，更关乎全人类的共同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