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过去两百年来的社会科学发展历程，其核心目标就是独立于自然科学之外，通过经验观察来研究人类社会现象。这种源自西欧的学科体系，在19世纪初就被用来应对后革命时代的各种危机，比如资本主义问题和欧洲社会信仰的缺失。到了20世纪初，西方早发国家已经构建了现代民族国家体制，并发展出与其精神信仰和历史进程相匹配的社会科学形态。然而，此时的中国知识界并没有足够的时间去反思这些西方理论的内在差异是否适合自己。受“西学东渐”风潮的影响，他们直接引进了西方的学术范式和教育体制。因此，清末民初出现的社会科学更多地是把西方的概念和理论拿来当作开民智、救亡图存的手段。 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至今，中国社会科学界一直在探索一条自主自为的发展道路。一代代学者根据时代需要不断调整学科方向，在推动革命、改革与国家发展的过程中努力寻找中国化的路径。虽然这个过程充满了争论和摇摆，但它始终是一场持续百年的学术运动。如今的社会科学界已经认识到，不能再简单地把中国当成研究对象或材料来源来参与国际竞争。新时代的中国知识生产需要以自主性为核心主线，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将文化主体性融入其中。这意味着既要用科学的方法去挖掘本土经验，又要保持价值规范和情境限制的双重标准。 进入20世纪后，国际学术中心从欧洲转移到了美国。这导致西方乃至全球的社会科学研究大多被美国化的模式所主导。外部抛弃了哲学与史学这两大基础学科，内部也出现了不断分化和碎片化的问题。面对这样的局面，我们需要反思并超越西方传统的主流体制。具体来说，就是要以中国哲学和历史研究作为母体学科来整合社会科学内部各领域的隔阂。 最终的目标是形成一种能够整体理解中国并解释世界的知识体系。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我们需要把中国自主性贯穿到知识生产的全过程中去。既对内发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主体性价值，又对外对国际重大问题发出中国的声音。根据郭台辉在《中国社会科学》2025年第12期发表的文章观点来看，我们应当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原则进行世界观与方法论上的构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