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洪泽湖北岸治水遗存“看不见、说不清、护不住” 洪泽湖是大运河水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东南岸的洪泽湖大堤已成为世界遗产“中国大运河”的关键遗产点。与之相对，在洪泽湖北岸、废黄河西岸一带，归仁堤及涉及的工程遗存长期缺乏系统性认知：历史记载零散、地表形态被岁月与生产活动改变，遗址点位难以准确辨认。近年调查中，曾有群众捐赠带“钦工”字样的铁质构件，折射当年工程规格与组织动员力度，但现实层面仍面临“遗迹被覆盖、信息难整合、保护边界易模糊”的困境。 原因——自然演变与人类活动叠加，导致遗址持续“隐没” 一是水系变迁与泥沙淤积改变了地貌格局。归仁堤在存续的200余年间对区域地形与水陆分布产生深刻影响，形成“北水南陆”的景观差异；但同样，河道改道、冲淤更替也会加速堤体被淤泥覆盖或被削弱。 二是农业生产与道路、村镇建设对地表遗存造成遮蔽与消解。在实地踏察中，部分早年发现的堤段如今已难见明显遗迹，现场多为连片农田，说明遗址可能已被平整耕作或基础设施建设“吞没”。 三是早期水利建设中的拆挪利用，对原构件完整性造成影响。普查记录显示，部分闸体原有木桩与石构部件在20世纪中期因工程需要被拆除挪用，导致现存遗迹以土体、残存基址和散落构件为主，深入增加识别难度。 四是信息链条断裂。遗址名称也呈现历史演化与口耳相传的痕迹，如“汰黄堤”因读音相近逐渐被称作“太皇堤”，名称变迁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史料对读与定位的复杂度。 影响——不仅关乎一段古堤，更关乎区域防洪记忆与遗产价值表达 从水利史看，归仁堤及相关闸坝、引河工程，是明清时期应对黄河水患、调控湖河关系的重要实践之一。遗存所呈现的夯筑工艺、石构件利用、闸体布局，反映了当时因地制宜的工程思路与治理体系。 从区域格局看，归仁堤对周边地貌的塑造作用延续至今。“北水南陆”的水陆格局，不仅是自然结果，也与历史工程塑形密切相关，理解这个点有助于今天认识洪泽湖及废黄河故道一带的水系运行逻辑与滞洪空间功能。 从文化遗产与公共认知看，遗址“不可见”会直接削弱其教育、展示与传承功能。东岸世界遗产点具备较强辨识度，而北岸遗存若长期沉没于田野与村道之下，将形成“有史无址、有址无名”的断裂，影响大运河水利遗产的完整叙事。 从治理现实看，若缺乏明确保护边界与日常监管，遗址在后续耕作、取土、修路等活动中仍可能继续受损，甚至造成不可逆的资料损失。 对策——以“普查—认定—保护—利用”闭环推进系统性工作 首先，夯实基础调查与证据链。应在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登记基础上，结合历史文献、水系图志、地方口述与田野测绘，持续梳理归仁堤、太皇堤及相关闸坝遗址的分布范围、保存现状与关联关系；对散落条石、地钉、刻槽构件等进行统一编号、测绘与影像采集，形成可追溯档案。 其次，完善保护标识与分级管理。对已公布的文物保护单位，强化保护标志与界桩管理，建立与村镇建设、道路施工的协同机制，做到“建设先评估、施工有避让、发现即报告”。对可能已被覆盖的重点区域，可设置提示性标识并纳入建设管控清单。 再次，引入数字化记录与监测手段。通过航测、地形建模与遗址现状三维记录，可在不大规模扰动地表的前提下，尽可能固化信息；对植被覆盖严重的遗址点，建立周期性巡查与影像对比机制，及时发现人为破坏与自然侵蚀迹象。 同时，统筹水利治理与遗产展示。在不影响防洪安全与生产生活的前提下，探索与河湖治理、生态修复相衔接的展示路径，让遗址从“孤立点”融入区域水系与滞洪空间的整体叙事，形成可读的水利文化廊道。 最后，强化公众参与与地方记忆保护。群众捐赠带“钦工”铭记的构件，说明地方社会对历史工程仍有记忆与情感连接。可通过专题展陈、研学线路、口述史采集等方式，推动“文物保护+公共教育”相互促进。 前景——以古堤为线索，构建更完整的大运河水利遗产叙事 随着区域河湖治理现代化推进，历史水工遗存的价值正在被重新认识。归仁堤及相关遗址的系统辨识，不仅能补足洪泽湖区域治水史链条，也有望为今天的防洪调蓄、生态修复与水文化传播提供借鉴。未来若能在科学评估基础上实现“最小干预保护”和“适度展示利用”，洪泽湖北岸这颗长期被忽视的“遗珠”，将从田野深处走向公众视野，成为理解中国治水传统与大运河水利体系的重要窗口。
归仁堤的系统调查填补了大运河研究的空白；这座古堤见证了古人与自然的抗争历程，其蕴含的生态智慧和工程理念，对今天应对气候变化、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具有启示意义。保护好这些遗迹，就是守护人类共同的文明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