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假货不是“新问题”，却在新场景下呈现新形态。 近期围绕打假话题的讨论再次升温。公众普遍感受到，一些领域的假冒伪劣仍时有发生：从日常消费品到食品药品，从品牌仿冒到以次充好，甚至出现用“概念包装”掩盖真实质量的更隐蔽做法。需要看到，假货并非现代社会才出现的现象。历史资料表明，在商业活跃、流通频繁的时期，造假往往伴随市场扩张而来。宋代城市经济发达、酒肆药铺密集，假酒、劣药、钱币作伪等问题同样曾困扰民生与治理。 原因——利益驱动叠加信息不对称，制度缝隙易被利用。 从历史与现实的共性看，造假的核心动因仍是逐利。个别经营者在成本压力、竞争加剧或短期套利诱惑下，通过牺牲质量、偷换原料、伪造标识等方式获取不当收益。，消费者往往难以在购买时快速辨别真伪，信息不对称为造假留下空间。监管覆盖、处罚力度与违法成本之间一旦存在落差，就会形成“冒险可赚”的预期。宋代即便在执法趋严的背景下仍难彻底杜绝假货，也说明单一手段难以长期奏效：市场越繁荣、链条越复杂，越需要制度协同发力。 影响——损害民生安全与市场秩序，侵蚀社会信任资本。 假冒伪劣的危害外溢明显。对消费者而言，轻则造成经济损失与体验受损，重则威胁生命健康，尤其在食品药品等领域，风险可能不可逆。对企业和产业而言，假货挤压守法经营者空间，破坏公平竞争，削弱创新投入与品牌建设。对社会治理而言，造假事件频发会降低公众对市场规则与监管效能的信心，推高社会运行的信任成本。从更长周期看，信任一旦被反复透支，修复代价往往远高于事前治理成本。 对策——以法治为牵引，推动“监管—自律—共治—信用”一体推进。 一是强化全链条监管与精准执法。对重点行业、重点品类和高风险环节实施穿透式监管，提高抽检频次与追溯能力，推进线上线下一体化治理；针对跨区域、链条化、团伙化制假售假，完善协同办案与联合惩戒机制。 二是提高违法成本，形成有效震慑。对造成严重后果的行为依法从严惩处，打通行政处罚与刑事追责衔接，压缩“低成本违法、高收益套利”的空间。 三是压实行业组织与平台主体责任。商业繁荣往往伴随行业规则完善。面向当下，应推动行业标准更清晰、企业内控更严格、平台审核更前置，建立商家资质、商品来源、售后承诺可核验机制，促进行业从“事后整改”转向“事前预防、主动治理”。 四是完善信用体系与消费者参与机制。将制假售假等违法失信行为纳入信用记录，推动信用信息共享与分级管理；同时畅通举报投诉渠道，完善快速维权与先行赔付，提升公众识假、防假、维权能力，让“敢造假、难获利、必受罚”成为稳定预期。 五是加强宣传教育与氛围培育。诚信不仅是道德要求，也是市场运行的基础。通过典型案例公开、以案释法与科普宣传，推动形成重规则、重品质的消费与经营文化。 前景——治理从“集中整治”走向“常态长效”，关键在于系统能力建设。 随着数字化监管手段提升、追溯体系加快完善、跨部门协同不断强化，假冒伪劣治理正在从阶段性行动转向制度化、常态化。未来监管将更强调数据驱动与风险预警，更注重源头治理与链条治理并重，更突出平台与企业主体责任落实。同时也要看到，造假手法会随技术迭代而升级，治理必须动态更新：标准要跟上新产品新业态，执法要适应新渠道新模式，共治要覆盖新场景新群体。持续提升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才能让市场在高质量发展中实现“优胜劣汰、良币驱逐劣币”。
造假售假跨越古今，表面是商品真伪之争，实质是对规则与信用底线的挑战。守住市场秩序，既要依靠严格执法与制度约束，也离不开诚信文化的长期培育。当“违法得不偿失、守信处处受益”成为普遍共识，市场才能更公平有序，信任也才能真正扎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