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时候在上海，有一位叫吴弱男的女子，她不仅是全国妇联的副主席，也是中国早期的一批女留学生。吴弱男的父亲吴保初还有祖父吴长庆，都是赫赫有名的人物。吴保初曾和谭嗣同并称“清末四公子”，而吴长庆更是曾国藩称赞过的淮军将领。吴弱男早就不是那种只知道在家相夫教子的旧式女子，她早年赴日留学时写下了诗句：“若论东亚西游者，谁似女儿能远图。”回国后，她还积极办报、演讲和筹款，在当时风头很盛。 1905年，章士钊因《苏报》案流亡到了日本东京。那个时候的东京樱花坡上，吴弱男和他在那里相识。他们还曾经在章太炎的家里熬夜写传单。吴弱男那时已经加入了同盟会，而章士钊则在那次流亡中遇到了不少困难，连房租都交不起。不过正是因为他的笔锋犀利，写出了一篇震动革命阵营的文章《驳康有为政体论》，这才让吴弱男对他产生了好感。 1910年春天的东京，樱花开得比以往更加艳丽。同盟会女杰吴弱男奉命前去劝说一位流亡革命党人投降。她在报纸上看到了一篇言辞犀利的社论：“此人笔下有火，必是可造之才。”于是她循着文章找到了作者章士钊。当时的章士钊虽然很穷，但目光却非常明亮。在章太炎的见证下，两人定下了婚约。这段婚姻原本是吴弱男为了劝降革命党而设下的“美人计”，没想到后来变成了一段佳话。 不过吴家对此并不满意，认为这门亲事“门不当户不对”，但也只能默认了。毕竟吴弱男当时已经是同盟会元老和孙中山的秘书，社会地位很高。而章士钊虽然有才华却穷困潦倒。这种门第上的巨大落差，最终成了他们婚姻破裂的主要原因。 到了1929年的秋天，吴弱男在伦敦的深秋里发现了丈夫写给“杨夫人”的情信。她想起当初初见时章士钊信誓旦旦地说过：“此生只你一人。”如今他却暗中纳妾多年。43岁的吴弱男被亲友劝道：“忍了吧，文人风流自古如此。” 她听完这些话后觉得非常荒唐：“我把原则当命，他们却把我当封建主妇。”于是她带着儿子和所有积蓄连夜飞往欧洲，再也没有回头看过一眼。很多人都以为她只是一个书香门第的千金小姐，但实际上她早已不是了。她给自己起了个名字叫“弱男”，意思是希望自己能像男子汉一样坚强。 这之后她先去了欧洲筹款办学，后来又去了美国深造主修政治与经济。章士钊晚年回忆时说：“我犯下毕生大错。”她只是淡淡地回了一句：“是非自在人心。”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时她回国筹赈；新中国成立后她又担任了全国妇联副主席。1967年两人在上海重逢时握手言和了——丈夫成了路人甲；爱情早成了故事。 章士钊晚年又娶了两房妾室但都没有孩子；亲生子只剩下了吴弱男所出的三个儿子。不过吴弱男从不怨怼什么；她把全部才华和热情都投入到了事业和时代中去。“当爱情成为唯一出口；失去时就等于世界崩塌；当世界不止一条出路；失去爱情只是关上一扇门。” 这就是那位才女远走欧洲的故事：一场关于门第与自由的百年婚姻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