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椿寺位于北京宣南地区长椿街与下斜街交汇处。红墙灰瓦的古刹在此伫立近四百年。如今，它以宣南文化博物馆的身份继续对外开放，把关于信仰、学术与家国情怀的往事娓娓道来。寺院的建立有着特殊的历史缘起：明神宗万历皇帝的母亲李太后笃信佛教，遇到以苦行闻名的河南僧人“水斋禅师”后，出资敕建寺院。万历帝亲题“长椿”二字为寺名，取《庄子》“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岁为春”之意，寄托为母祈寿的心愿。由此，长椿寺迅速跻身当时京城名刹之列，规制之高一时罕见。寺内留存的文物也为这段历史提供了佐证。2002年腾退过程中，工人意外发现《礼佛多宝塔碑》，虽残缺，仍可见其作为皇家寺院的分量。更引人注目的是院内的合金多宝佛塔基座：塔高五米，十三层八角密檐，以铜、铅、砷、锌、银、金六种金属合铸而成，塔身雕刻四百余尊佛、菩萨、罗汉及诸天造像，是北京现存体量最大的合金佛塔之一，工艺与艺术价值均十分突出。长椿寺的命运起伏，也折射出近代中国的时代转折。康熙年间地震使寺院受损，后经历两次重修。清中期起，寺院逐渐成为旅殡停厝之所。1927年4月28日，中共一大代表李大钊遇害当晚，灵柩即停放于此。1933年4月22日，党旗首次覆盖李大钊棺木，西单路口送葬队伍绵延数里。古寺钟声与时代悲歌在此交会，定格了历史更迭的一幕。寺院周边的人文景观同样耐人寻味。山门前三百年的国槐如伞覆顶，寺内旧植八槐，民间称“八槐护门”。明清时期，槐市斜街及古槐夹道一带绿荫成片、藤萝垂挂，常为文人聚会唱和之地。诗人查初白曾寓居槐市斜街，斋名“槐簃”，在此与友人诗酒往来、设义学授徒，士人生活与市井气息交织，构成一幅生动的宣南风景。宣南之所以成为清代北京士人文化的重心，与当时城市格局密切对应的。清代实行旗民分城，汉族官僚、士人、学者多聚居宣南。外城八坊合并后，“宣南”逐渐指代宣武门以南更广阔的区域，成为汉族士人的精神归处。科举时代，“士”的身份覆盖官僚、学术与艺术等群体，他们在此切磋诗艺、兴办书院、编纂典籍，也让京师成为全国文化传播的重要枢纽。清初，翁方纲等人组织“都门诗社”，提出影响深远的“肌理”说。嘉庆以后，同年生之间诗酒唱酬蔚然成风，徐宝善、黄爵滋等又在江亭发起野趣集会。桐城古文在宣南名宦推动下，将“经世致用”的理念更广泛地带入士子读书的世界。王士祯“神韵”说、沈德潜“格调”说、翁方纲“肌理”说相继流行，使宣南逐渐成为全国文风的“风向标”，影响一时审美取向。这种繁盛并非偶然。旗民分城使士人自然向宣南集中，便利的居住与交往条件又吸引更多人迁来。吟诗作画、校书授徒等活动日益频繁，人口与文化资源不断汇聚，形成持续两百年的文化生态。宣南几乎承载了清代在京士人除朝会之外的大部分精神生活，也因此成为传统“士乡文化”的典型样本。如今，宣南文化博物馆以《风声、雨声、读书声——北京宣南士乡历史文化展》为主线，设置“此地为宣南”“士聚宣南”“斯文在兹”“先忧天下”“宣南新声”五个篇章，并以城市空间、生活场景、学术活动、精神追求四条线索展开叙事，梳理士人“家国情怀”的来路与脉络。展厅中，合金塔基座的金属光泽与李大钊遗稿的墨痕相互映照，三百年国槐的树冠与都门诗社诗笺残片彼此呼应；古刹与当代在同一空间中相遇，让参观者得以回望传统士人的精神世界。
当访客行走在这座兼具古意与当代气息的文化空间里，“八槐护门”的古树依旧繁茂，像在默默讲述岁月的变迁。在这里，人们看到的不只是宣南一隅的文化记忆，更像一张民族精神的谱系图：埋首书斋的身影与慷慨赴义的英魂之间，究竟有着怎样的内在关联？这也许正是今天回望文化根脉时，仍值得追问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