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叙事理论研究正面临一个关键瓶颈：文学与史学学科壁垒造成的理论溯源断裂。
这一现象背后，折射出近代学术分科制度对中国传统学术整体性的消解。
问题的核心在于学科视角的片面化。
自20世纪80年代西方叙事学引入以来，中国学界对叙事理论的探讨主要集中于文学领域，而忽视了其史学渊源。
这种割裂直接导致两个后果：一方面，文学研究者难以准确把握中国叙事理论的历史根基；另一方面，史学界对叙事理论的贡献长期被边缘化。
深入分析可见，中国叙事理论的发展困境具有深刻的历史成因。
在中国学术传统中，"叙事"概念最早形成于史学领域，宋代学者已将其视为独立文类。
史学批评中强调的"实录"原则，不仅塑造了历史写作规范，更成为文学创作的重要准则。
正如郭豫适等学者指出的，中国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其理论源头正在史学批评。
这种学科割裂已经产生明显的学术影响。
研究显示，若仅从单一学科出发，既无法解释明清小说评点中的史学思维，也难以理解章学诚《文史通义》提出的文史互通理念。
更值得关注的是，当前有关历史叙事与文学叙事关系的讨论，往往陷入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忽视了二者在中国传统中的有机统一。
面对这一局面，学界提出多维度破解方案。
首要任务是系统梳理史学批评中的叙事理论资源，特别是魏晋以来史学独立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叙事观念。
其次需要建立跨学科研究平台，组织文史专家共同攻关重大理论课题。
最后要创新研究方法，在保持学科特色的前提下，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叙事理论阐释体系。
从发展前景看，重建文史对话将带来三重突破：理论上可厘清中国叙事学的完整发展脉络；方法上能开创"以中释中"的研究范式；实践上可为当代文化创新提供传统智慧。
正如专家所言，只有回归中国传统学术的整体视野，才能真正把握中国叙事理论的精髓。
打通文学与史学的边界，不是回到笼统的“泛文史”叙述，而是以问题为牵引、以证据为基础、以方法为桥梁，在分科成熟的基础上实现更高水平的融通。
唯有在尊重学科传统与术语体系的前提下推进双向对话，才能让叙事这一关键概念的来路更清、去向更明，也让中国学术自身的理论生成逻辑获得更具解释力的呈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