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五”以来，我国税费制度“稳收入、促发展、保民生”中发挥了基础性作用。全国税务工作会议释放的信息显示，五年来全国累计征收税费超过156万亿元，约占全口径财政收入的八成，财政保障能力持续增强；同时，累计新增减税降费退税超过10万亿元，为经营主体稳预期、增活力提供了重要支撑。站在2026年此承前启后的节点，如何在巩固既有成效基础上继续为企业减负增效，并推动政策从“有”向“优”、从“广”向“准”转变，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 问题：企业“减负诉求”仍突出，政策获得感需要更稳更实。国务院减轻企业负担部际联席会议释放的信号表明，当前国内外形势依然复杂严峻，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企业生产经营面临的困难仍不容忽视。中国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中心发布的《2025年全国企业负担调查评估报告》显示，不少企业期待继续出台惠企减负举措：57%的企业希望更降低增值税，55%的希望降低企业所得税，37%的希望降低用能用地等要素成本。除税费之外，企业对涉企行政行为规范、政策“直达快享”、数字化转型支持各上也提出更高期待，说明减负已从单一税费领域向制度环境和服务体系延伸。 原因：外部冲击与内部转型叠加，成本刚性与制度性交易成本并存。当前全球经济复苏动能不足、地缘政治风险上升、外需波动加大，部分行业订单与价格承压；国内处于结构调整和动能转换关键期，企业技术改造、绿色转型、数字化升级中需要持续投入，资金周转与融资成本压力上升。同时，原材料、用工、物流等成本阶段性波动，加之一些地区和领域仍存在检查频次偏多、执法尺度不一、材料重复报送等现象，导致制度性交易成本对企业经营形成掣肘。减负政策若存在“不解渴、不精准、不直达、不便捷”等问题，也会削弱政策效能，影响企业对政策稳定性的预期。 影响：减负增效关乎经营主体信心，也关系高质量发展基础。经营主体是经济运行的“毛细血管”，其活力直接影响就业吸纳、创新投入和产业链稳定。新增减税降费退税在“十四五”期间有效缓冲了周期波动，帮助企业留住现金流、稳定用工并扩大再投入。但从更长周期看，如果税费优惠结构不合理、退出机制不健全，可能带来资源错配、行业竞争成本扭曲，甚至诱发盲目扩张与产能过剩；若地方以“税收洼地”等方式违规招商引资，也会破坏统一大市场和公平竞争秩序。因而，“继续减负”不仅是力度问题，更是结构、效率与治理能力的综合命题。 对策：以常态化机制提升政策精准度、可达性和规范性。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提出，2026年要围绕三上发力：一是聚焦降本增效，建立健全惠企政策常态化运行机制；二是聚焦优化环境，建立健全规范涉企行政行为标准制度；三是聚焦提升能力，建立健全企业综合服务体系。这一部署传递出明确导向：减负要从“临时性应对”转向“制度化供给”，从“出台政策”转向“全链条运行”。具体看，应结合经济形势变化保持适当的减税降费力度，同时完善从研究、出台、实施、评估、优化到退出的闭环机制，确保政策既能及时托底又能避免长期固化。针对企业反映突出的原材料、人工、资金等负担，可财政金融、产业政策协同中研究推出更具针对性的纾困举措，并推动政策平台互联互通、简化兑现流程，让企业“看得懂、找得到、办得快、享得到”。 在政策结构上，更需要“精准滴灌”而非“大水漫灌”。专家建议，“十五五”时期应在落实好既有政策基础上对存量减税降费政策进行结构性调整与优化，更加追求效率效果，在保持宏观税负基本稳定前提下提升政策质量。对于不必要、低效率的税收优惠应加以清理，把政策资源更多投向科技创新、先进制造、小微企业等关键领域；对产业处于幼稚期时推出的优惠政策，当行业进入成熟期应适时退出，防止形成“路径依赖”，避免扭曲竞争并引发低水平重复建设。对地方违法违规打造“税收洼地”等行为，应依法依规纠正，维护统一大市场和公平竞争。 前景：以“十五五”开局为契机，推动减负与增活力、促转型相互支撑。2026年作为“十五五”开局之年，主管部门提出研究谋划减轻企业负担的新思路、新举措并推动纳入规划，意味着减负工作将更注重长期制度安排和可持续性。可以预期，下一阶段政策重点将更加突出“稳预期、强信心”和“促创新、提效率”的统一：一上通过适度减税降费、提升政策可及性，帮助企业稳现金流、稳就业、稳订单；另一方面通过规范涉企行政行为、强化公共服务供给、支持数字化转型，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推动企业在高质量发展轨道上实现“轻装上阵”。随着全链条政策管理和评估退出机制完善，财政资源使用效率有望提升，政策环境的稳定性和透明度也将进一步增强。
从10万亿元减税降费的实践成效到"十五五"时期的制度创新，我国正在探索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惠企政策优化之路。在高质量发展新阶段，唯有坚持问题导向、系统思维，才能让政策红利更好转化为发展动能，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持续有力的制度支撑。这场涉及亿万市场主体的深刻变革，必将书写中国经济行稳致远的新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