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里过日子遇上收入波动，消费还能稳得住吗？看看2021年和2026年的研究就知道，贵州财经大学应用经济学院的杨钟祎、西南财经大学金融学院的岳琦，还有西南财经大学计算机与人工智能学院的李玉卓和中国金融研究院的童牧教授，就把这事儿聊透了。他们基于消费保险的视角，比较了数字普惠金融和非正式金融到底谁能帮咱们兜底。数字普惠金融是靠技术把金融服务做得更透明、更高效，减少了交易摩擦；非正式金融呢，主要是靠亲戚朋友的社会网络和私房信息来当桥梁，帮那些正规银行照顾不到的人去对接信贷资源。文章用了2011到2021年中国家庭的调查数据来做测算，发现数字普惠金融主要帮咱们对付那种长期的、持久的收入打击；而那种突然的、暂时的收入变故，非正式金融反而更管用。 为啥会有这种差别？其实就是因为两类金融体系对咱家庭参与成本的影响不一样。数字普惠金融更多是降低了咱们去银行办业务的“跑腿费”，但如果是想真正把户口迁进来、或者把贷款资格拿下来，也就是那种准入门槛（进入成本），它帮不上多少忙。反倒是非正式金融能同时把“跑腿费”和“准入门槛”都降低下来。再具体看细节：跟数字普惠金融相比，非正式金融在保障咱们买房买车这种发展性消费上没啥优势；但对于低收入的、住农村的、或者主要靠亲戚给红包过活的家庭来说，它就是个更实在的“保命符”。 这篇文章的主要价值在于它在消费保险这一维度上把这两个系统的边界给画清楚了；并且它没有搞什么简单的好坏比较，而是提出了一种互补协同的治理思路。它不像大多数研究那样只看平均数的变化，而是通过看收入波动跟消费变化之间的联动关系来测度消费保险能力，这样就能更准确地看出制度安排到底有没有真正落到实处。 针对这些发现，政府可以考虑四方面的工作：首先要利用科技把金融服务做大做优，让老百姓手里应对风险的工具更丰富。其次要盯着数字普惠金融建设中那些还比较薄弱的环节，在扩大覆盖面的同时也要让好处实实在在落下来。另外要注意法律和文化的双重引导，鼓励亲戚朋友之间的互助行为。最后还要把基层的信用体系建好，为这两种金融形式的互相融合打下基础。 （作者信息：杨钟祎是贵州财经大学应用经济学院和西南财经大学金融学院的博士；岳琦是西南财经大学金融学院的博士生；李玉卓是西南财经大学计算机与人工智能学院的博士生；童牧是西南财经大学中国金融研究院的教授。全文刊载在2026年第2期《现代金融研究》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