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学界和赵瑞蕻先生的家属聊起了他晚年对翻译的看法，还有他没完成的《红与黑》重译计划。赵瑞蕻是法国作家斯丹达尔的《红与黑》最早的中文译者，他的名字跟这本书在中国的传播史分不开。翻译家许钧教授记得赵瑞蕻曾经说过，年轻时候他追求华丽的辞藻，喜欢用些生僻字，这跟原著那种简洁冷峻的风格不太一样。他甚至觉得，自己年轻时把这本名著译坏了是件挺可悲的事儿。赵瑞蕻这种不护短的自我批判，其实就是在不断精进自己的学术水平，对读者和原作负责。 后来，赵瑞蕻就把大量时间花在重译《红与黑》上了。他不但打算重译全文，还要加上几百条注释，写篇新的序言，甚至还想写个《红与黑解说》。他的女儿赵蘅讲，父亲为了追求理想效果，晚年反复看好多语种的版本，每译一章都要比对很久。1999年2月，赵瑞蕻先生去世前在最后几页发现一个错误：他把于连临终时求的核心词“尊严”（dignité）误译成了“幸福”（bonheur），赶紧哭着改了过来。这个改动不光是词句准确的问题，更关乎人物灵魂的终极呐喊。他还把“爱过”改成“我爱着”，就是为了更精准地表现出于连临终前那种即时性和强烈的感情。 可惜的是，1999年2月15日，赵瑞蕻先生走了，《红与黑》重译只完成了15章。赵蘅整理遗物时发现这些译稿，装稿子的牛皮纸袋上有红笔写的“死不暝目”，四个字力透纸背，能让人感受到他对没做完的事业有多不甘心。 赵瑞蕻的翻译理念就是忠实还原原著风格，反对译者瞎显摆技巧。他觉得世界名著应该有多个译本，不同的人理解不一样，只有大家接力讨论，作品的精神才能在不同时代展示得更充分。赵蘅回忆说父亲总是认真读别人的译本还留批注，这也是一种开放互鉴的态度。 从第一次把《红与黑》介绍到中国开始到晚年严肃地自我修正和重译尝试，赵瑞蕻的一生就是一部中国现代翻译史的缩影。他的工作早就不只是文字转换了，还是连接中法文化的重要桥梁。他早期的译本在特定历史时期满足了读者需求；而晚年的反思变成了探讨翻译本质和责任的过程。 他跟《红与黑》的故事就是个“未完成交响曲”，告诉我们经典译介不是一劳永逸的。先生晚年写的“死不暝目”，既让人觉得遗憾又让人感动。这种精神和他对忠实与多元性的坚持会一直激励中国翻译界继续引进世界文化精华。 斯丹达尔是法国作家；于连是《红与黑》的主人公；许钧是位教授；赵瑞蕻是翻译家；赵蘅是他的女儿；中国是那个国家。1999年这个年份出现了好几次；1999年2月、2月15日是他去世的具体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