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太财金副手会沪上启幕 中方首倡青年人才合作计划获成员国响应

亚太经合组织财政和央行副手会4日至5日上海召开。作为中国担任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东道主以来财金渠道的首场会议,本次会议既是对区域经济金融热点议题的集中研判,也是对后续合作议程的前置对接。会议讨论了全球和区域经济金融形势、以民生为导向的财政政策取向、数字基础设施融资与普惠金融等内容,并通过中方提出的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财金渠道工作计划以及青年财经人才交流合作项目。财政部副部长廖岷代表中方主持会议。 一段时期以来,亚太地区在全球增长格局中保持较强韧性——但不确定、不稳定因素上升——给宏观治理与金融稳定带来现实考验。会议聚焦的核心“问题”在于:外部环境复杂多变、地区内部结构性矛盾累积,传统增长动能与新动能转换仍在推进过程中,如何在风险上行阶段守住底线、提升长期增长质量,成为各经济体共同面对的课题。 从“原因”看,多重因素叠加形成挑战。其一,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上升,跨境产业链供应链调整加快,企业预期与投资决策更趋审慎,外向型经济体压力凸显。其二,人口老龄化加速推高养老、医疗等公共支出需求,同时劳动参与率变化也对潜在增速形成约束。其三,部分经济体债务水平较高,财政空间收缩与融资成本波动交织,宏观政策在稳增长与防风险之间需要更精细的平衡。其四,数字化转型带来新机遇,但数字基础设施投入大、回收周期长、风险分担机制有待完善,融资“缺口”制约了红利释放;而中小微主体与弱势群体融资可得性不足,也影响经济包容性增长。 上述挑战的“影响”具有外溢性与联动性。一上,贸易与金融条件变化可能通过资本流动、汇率波动和风险偏好切换传导至实体经济,加大宏观调控难度;另一方面,若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将削弱生产率提升和产业升级的速度,影响地区竞争力。更值得关注的是,民生支出压力与债务负担并存,若缺乏有效政策组合,可能导致公共服务供给能力下降,进而影响社会预期和消费信心,形成增长与分配的双重压力。 围绕“对策”,会议发出坚持多边主义、强化协调合作的明确信号。廖岷表示,尽管亚太面临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人口老龄化、债务高企等多重挑战,但仍是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与会经济体应加强宏观政策协调,深化区域合作,增强财政金融韧性,共同推动本地区经济可持续增长和亚太共同体建设。具体而言,财金政策层面的协同可从三方面发力:一是以稳预期为重点加强宏观对话,提升政策透明度和可预期性,减少“溢出效应”对周边经济体的冲击;二是将财政政策更精准地对接民生与发展需要,在保障基本公共服务的同时,通过结构性工具引导资源流向科技创新、绿色转型和产业升级等领域;三是完善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机制,在风险可控前提下提升对中小企业、初创企业与弱势群体的金融覆盖面,推动普惠金融与数字金融融合发展。 此次会议通过的2026年财金渠道工作计划,为后续合作提供了路线图与任务清单。数字基础设施融资议题的强调,表明了各方对新型增长动能的共同关切。考虑到数字基础设施具有公共属性和网络效应,未来可在多元化融资工具、项目评估标准、风险分担安排等探索更具可复制、可推广的做法,提升资金配置效率。同时,青年财经人才交流合作项目的落地,有助于培育跨经济体政策沟通与专业协作的“新生力量”,为区域金融治理与改革创新提供人才支撑,增强合作的连续性和制度性。 展望“前景”,亚太合作的关键在于把共识转化为可执行的政策安排与可衡量的合作成果。面对外部冲击与内部转型并存的阶段性特征,各经济体既要守住金融稳定与债务可持续的底线,也要在数字化、绿色化、包容性增长等方向持续加大投入。随着中国东道主年筹备工作推进,财金渠道议程将更注重务实成果导向,围绕提升区域韧性、增强增长动能、改善民生福祉形成更多可落地的合作方案,为亚太共同体建设注入更强政策协同和发展合力。

本次财政和央行副手会的召开,标志着中国在担任亚太经合组织东道主期间,正在开展各领域的务实合作;从财金渠道的首次会议到具体工作计划的制定,从宏观政策协调到民生金融支持,各项议题的设置都指向同一个目标:通过多边合作框架,推动亚太地区经济的包容性、可持续增长。在全球经济面临调整的当下,亚太经合组织各成员坚持团结合作、互利共赢的理念,不仅有利于本地区的繁荣稳定,也将为全球经济治理贡献亚太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