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杭州大井巷，胡庆余堂像一艘古船一样航行在时间长河中，145年过去了，它依然保持着原貌。这个全国唯一“双国宝”单位将古建筑与中药技艺完美结合，给人们带来了浓厚的历史氛围。跨过高高的门槛，“戒欺”匾额静静地挂在柜台内侧，这是胡雪岩亲手写下的86字箴言。这一长串文字提醒人们，所有商业交易都不能有欺骗，尤其是制药行业关系到人的生命，绝对不能有任何欺瞒行为。0.5%、1952年、1972年、1984年、1999年、2002年、2012年、2015年这些时间节点被严家祖孙三代与胡庆余堂紧密相连。 这个家族与隔壁老药号有着深厚的渊源。1952年，严伯贤的父亲从部队转业后被分配到胡庆余堂做煎药工，全家搬到了隔壁的空房里。药香从此成为他们生活中的一部分。回忆过去，煤炉煎药时烟雾缭绕，水珠滴滴答答地落在灶沿上；母亲跳入直径比饭桌还要大的制膏锅里清洗膏体，为了让它光洁如镜。在那个年代，“大锅饭”体制让金字招牌也面临着困难。 1972年，冯根生把桃源岭下一间不起眼的车间改造成中药二厂，他担任厂长并领导着这个企业。同年，胡庆余堂开始实行厂长负责制，老字号首次尝到了“自主”的甜头。80年代时，胃复春片等新产品陆续问世，企业还获得了科技成果奖；严伯贤的哥哥接替父母进厂工作并获得了奖金。1984年时，严伯贤进入门市部工作并开始学习相关知识。 每年10月东北参农刚下山时，严伯贤就会“飞”到农家去寻找顶级野山参。他能从两三百支参中挑选出二十支最好的产品。在那个时期火车硬座站票还有人参票都是凭票供应的；为了寻找优质人参他每天背着几百万身价的货物奔波在乡间小道上。为了防止采购过程中有人走后门塞次品进去，他严格把关每一个细节。 这个家族与中药联系紧密程度甚至影响到他们的恋爱生活。严伯贤的妻子回忆说他们逛街总是先钻进药店看看参片再去商店或者看电影。 到了1999年企业改制成功后，“胡庆余堂”这四个字变成了上市公司名称；2002年时严伯贤经过三次考试最终拿到了国家级执业中药师资格证书。2012年时学药学专业的严骏刚毕业就回到老字号做销售工作；2015年新厂搬到临平占地107亩。 现在糖浆剂车间主任郑晓锋说过去外包手工转运效率低下劳动力消耗很大，“现在一条智能化产线就节省了一半以上的劳动力。”传统灌装破损率高达3%，智能化后降到了0.5%，“一天多生产十几万瓶产品”。生产线尽头还静静地悬挂着那块“戒欺”匾额。 从煤炉到自动化再到如今的“工业大脑”，这块匾额见证了每一次技术迭代带来的变化——技术进步得越快，“戒欺”二字显得越沉重。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中药行业从小作坊发展到全球市场；老字号把第一包饮片卖到蒙古草原和青藏高原。 严伯贤说：“救人性命是感恩不尽的大事。” 严骏也计划好了下一代如果愿意学医继续传承这个事业，“胡庆余堂”这四个字的接力棒会一直传递下去。 一代人的一腔热诚把“戒欺”写进了血脉；下一段旅程中他们依然会带着老药香与新科技并肩远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