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7日早上，江西的图书馆里坐满了人，学者王国龙给在场的创业青年们讲了一个新道理：咱们中国革命老区里，藏着一本活生生的“实践创新学”。他这一讲，一下子把革命老区的历史价值拔高了，从过去那种只讲精神传承，变成了能用来解决现实问题的方法论。 王国龙把这条线给串起来了，他说这不是偶尔发生的事儿，而是一整套完整的逻辑链条。早在1921年党的一大开完之后，毛泽东同志就领着大家搞起了安源工人运动。那时候，他创办工人俱乐部、办消费合作社，给后来党领导工人运动定了个好范式。接着在井冈山，他们搞出了“工农武装割据”，解决了把革命中心从城里转移到农村的大问题。到了瑞金，又建起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试着搞全国性的红色政权建设，为新中国的治理打下了底子。 抗日战争的时候，陕甘宁、晋察冀这18块根据地创造性地用了“三三制”政权和减租减息的政策。解放战争时期呢，西柏坡那边通过土地改革和战略决战指挥，把打仗的本事变成了治理国家的本事。“从安源工运的细枝末节，到西柏坡的全局安排，老区的创新全都是围绕着中国革命的具体事儿来的。”王国龙这样说。 这门学问到底有啥特别之处？王国龙总结了五大特点：第一是看问题在先，安源那边解决工人活着的问题，井冈山解决部队吃穿问题；第二是听群众的话办事；第三是制度不停地改；第四是把实践总结成理论再用回去；第五是把人才在战争里给练出来。 比如肖劲光、杨得志这些开国将帅，就是从安源工人里走出来的；好多贫苦农民在打仗里也成了带兵的指挥员。“这些人没读过多少书，全是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弄出了地道战、地雷战这种独家战法。”他还举了个放牛娃当将军的例子，“这种实践智慧成了人民军队的宝贝。”据记载，新中国成立时那些当大官的人里头，有超过140人都在中央苏区待过。 讲到现在怎么用，王国龙说老区的这一套能给咱们现在的改革创新提提神。现在咱们搞乡村振兴、搞科技创新，其实跟当年面对的难题很像：都得从实际出发，靠大伙儿的力量去想办法解决。“创新不是瞎想出来的，是因为看透了问题还懂得尊重群众的智慧。”他觉得把这种精神传下来，就能帮咱们破解现在的难题。 最后他呼吁大家多琢磨琢磨革命老区的这个“实践创新学”，把老经验变成今天的新智慧，好给实现中国梦出点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