哎，各位，咱们来聊聊校园霸凌这件事儿。2023年5月，最高人民法院和全国妇联发了个文件，说那些不配合的家长，法院可以发家庭教育指导令。今年年初，最高法还发布了一个典型案例，里面有9名霸凌者的家长都拿到了这样的指令。这说明啊，“强制家庭教育”这事儿，法律上已经有了操作的可能。 不过啊，这只是一方面。龚卫娟委员是扬州大学副校长，也是全国政协的代表。她跟中国新闻周刊说了，咱们虽然一直在努力整治校园霸凌，但因为它太隐蔽、太复杂，短板还是很多。教育部部长怀进鹏3月7日也表态了，说要持续清理整治。 数据显示，中小学的欺凌事件发生率是12.8%，传统的那种动手打架的肢体霸凌占比降到了19%。但新情况也挺让人头疼。比如关系霸凌和网络霸凌的占比一下子上去了，而且78.5%的事件根本没被正式记录下来，真正进入干预流程的还不到10%。 扬州大学的龚卫娟觉得，要想真正解决问题，不光是要强制家长教育施暴者的孩子。她建议教育部门联合其他单位，弄出一个界定校园霸凌的分级指导意见。把肢体霸凌、关系霸凌、网络霸凌还有针对特殊群体的霸凌都列出来，给轻度、中度、重度定个标准。像社交孤立、冷暴力、网络造谣这些隐蔽的行为也得算进去。 为啥要这么做呢？因为关系霸凌和网络霸凌太隐蔽了，痕迹也不明显，很难发现。可这些“软暴力”给受害者造成的心理伤害，有时候比动手更严重。所以光让家长来背锅不行。 学校和老师有没有识别隐性霸凌的本事？有没有分级分类的预案？受害者能不能找到人求助？这些都得有。而且有些施暴的孩子背后可能有更复杂的家庭问题，像父母离婚、没人管、家里有暴力之类的结构性困境。这几节家庭教育课根本解决不了。 总之啊，校园霸凌治理这事可没那么容易。它需要家庭、学校、政府和社会一块儿使劲儿。咱们得在2023年5月那个文件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规则，明确谁来执行、什么情况适用。光靠哪一方的努力肯定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