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亲历者日益减少，战争记忆面临“断档”风险。 正月的洛宁县，一座农家小院里不时传来讲述与提问声。93岁的抗美援朝老兵刘同庆捧着《忆抗美援朝》，向围坐的学生讲述炮火硝烟中的战斗片段。书页承载的并非文学想象，而是来自洛宁县140余位参战老兵的共同记忆。随着时间推移，当年全县1800余名参战人员已所剩无几，能够完整讲述、核对细节的亲历者快速减少，如何把个人记忆转化为可靠史料、将精神传承落到实处，成为摆当地面前的现实课题。 原因——既要与时间赛跑，也要跨越表达与史实核验的门槛。 刘同庆在退伍后长期从事基层工作。2010年前后——他注意到老兵数量锐减——提出“趁还能讲、还能写，把经历留下来”的倡议，得到战友响应。但集体回忆录的难点在于：一上，多数老兵文化程度不高，书写能力参差不齐；另一方面，回忆写作容易出现时间、地点、番号、战斗经过等细节模糊，若不经严格核验，难以形成经得起检验的历史文本。为此，组织者采取“先出初稿、再统一核实修改”的路径：口述记录、自行撰写、战友代笔并行推进，再由编审团队逐篇校订、补充史料、反复核对关键节点，力求把“想说的话”变成“说得准的话”。 影响——把个体叙事转化为公共记忆，为党史军史研究与育人体系提供支撑。 在多年编写过程中，老兵们显示出强烈的历史责任感。有人因病无法久坐，仍在床上伏案完成初稿并多次修改；有人主动承担代笔与核对任务；编审阶段，年逾八旬的老兵围绕细节反复辨析，既为还原事实，也为告慰牺牲战友。最终，《忆抗美援朝》（第一、二集）陆续出版，共48万字，并获得涉及的奖项，进入纪念馆与图书馆收藏序列。其价值不仅在于“写出来”，更在于以较为系统的口述史材料补充地方层面的战争档案，为研究抗美援朝历史提供可核验的民间史料，同时也为开展爱国主义教育、革命传统教育提供了可触可感的文本载体。 对策——以制度化、常态化传播方式激活文本价值，让历史进入课堂与社会。 回忆录出版后，刘同庆与战友们并未止步于“把书印出来”，而是推动“把故事讲出去”。十余年来，健在老兵走进学校、社区、机关宣讲，以亲身经历阐释和平来之不易。在当地一些学校，相关故事被选编进入思政课程教案，并形成定期邀请老兵宣讲的安排；在征兵与役前教育中，回忆录被纳入学习阅读内容，帮助青年在历史坐标中理解家国担当。实践表明，红色资源转化要避免“一次性活动化”，更需要融入课程体系、国防教育体系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通过阅读、宣讲、研学等多元方式实现持续触达。 前景——抢救性记录仍需加快推进，形成可持续的红色资源保护与利用机制。 目前，当年参与撰写的140余位老兵仅余10余人，战争记忆的“窗口期”愈发紧迫。下一步，有必要在既有成果基础上继续开展补充采集与数字化整理：一是对口述材料、手稿、照片、立功证书等进行系统归档，建立可检索的地方专题资料库；二是引入党史军史研究力量开展交叉核验与学术整理，提升史料规范性；三是推动纪念设施、展陈与教育资源联动，让书中故事与地域红色地标、英烈纪念活动形成闭环传播；四是加强对老兵口述与家庭档案的保护支持，鼓励社会力量依法合规参与记录与传播，共同守护历史真实与精神血脉。
当泛黄的书页记录炮火轰鸣，当颤抖的笔尖勾勒战友容颜，这群平均年龄90岁的老人用最朴素的方式完成了历史接力。他们的行动证明：英雄主义不仅是战场上的冲锋，更是和平年代对记忆的坚守。在记忆碎片化的今天，《忆抗美援朝》如同一座用生命铸就的纪念碑，提醒我们——有些火光必须传递，有些牺牲不容遗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