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史家传统从太史公到司马迁，是一个家族对国家历史的接力传承。张文江觉得，要想把中国古典学问保护下来并且传承下去，不光是民族的责任，也是让学术更上一层楼的方法。战国那会儿打仗打得稀里哗啦，秦朝又有严刑峻法禁止私人修史，这时候修史的活儿基本断了。西汉的太史令本来只管天文历算和祭祀占卜，跟修史一点关系都没有。但司马谈和司马迁这父子俩偏偏逆着大势来干——他们写的不是朝廷布置的任务，而是把自己当“私人兼职”，硬是把眼看要熄灭的史学传统又给点着了。 战国乱世的时候，史官的地位跌得厉害；秦朝用法家那套治国，“以古非今”的人都得死，藏私书、谈前朝的人也被抓起来严办。汉朝承了秦朝的制度，太史令照样只管看星星、管历法，跟写历史彻底分了家。这种情况让司马谈特别担心：中国的大传统要是就这么断掉了怎么办？ 连横是台湾的史学家，他在写《台湾通史》的时候感叹道：“最难写的就是这一段历史，因为当时日本正统治着台湾。” 他虽然知道自己学问不够，但还是硬着头皮写了下来。他觉得如果自己不写，以后就没人能做这个事了。这种觉得“要是天下的史都被废了就太可怕了”的想法，在好多中国读书人身上一直都有，从连横到司马谈其实本质上都是一样的。 司马谈病得快不行的时候，把司马迁叫到床前。他没说家产怎么分，也没提给官职什么的，只提了一个要求：“你一定要接着咱家的事业干。” 司马迁回头想想父亲这一辈子：祖先当年在虞夏时代当过太史立过大功；后来中间断了几代；到了父亲这一代才又把这个职位给捡回来；可现在父亲因为汉武帝封禅泰山没带他去的缘故（“留滞周南”），被拦在封禅大典外面。“接千岁之统”这种大事他都没机会参加了。司马谈就把最后这点希望全押在了儿子身上。 那时候司马迁心里就像在问自己：是接着写下去还是干脆不写？拿起笔来可能会很痛苦、很累还会被骂名缠身；可要是放下笔不写了，虽然轻松快乐，可整个中国历史在眼前就断掉了。 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汉武帝去泰山封禅改元叫“元封”，这本来是件大喜事。按说司马谈作为太史令应该跟着去记录的，结果因为汉武帝停在周南（大概是在洛阳一带）没走成。“发愤且卒”——这口气憋在心里出不来，父亲的生命马上就要到尽头了。 司马迁从四川赶回来跟父亲告别。太史公拉着儿子的手哭得很大声：“我家祖上是周朝的太史，从虞夏时代开始就有名声了；我现在虽然重新当了太史公；但眼看着祖宗的传统就要在我手里断掉了；‘后世中衰，绝于予乎？’——难道就要让祖宗的功业在我这儿断了吗？” 他对儿子说：“你要是再当了太史公；就把我这祖辈的事业接着干下去吧。” 临死前他还不忘叮嘱一句：“你当了太史公以后；可别忘了我想要写的那些书啊！”——整理史料、整理旧闻、写成信史的工作一个字都不能少。 司马谈觉得“孝”不光是对父母好；更是对国家的大责任：侍奉父母是孝的开始；侍奉君王是孝的中间环节；最后还要能在社会上立身——只有立德、立功、立言这三件事都做到了（三不朽），父母的名声才能流传下去。 在父亲看来；自己因为没参加封禅大典这事已经是定局了；唯一能靠的就是写《史记》来扬名；这样才能“显父母”；这才是真正的大孝。 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也就是司马谈去世三年后；司马迁接替了太史令的位置。他第一件事不是去拜官上任；而是“䌷史记石室金匮之书”——夜以继日地整理皇家档案、旧闻、竹简。 接下来的十几年里；他走遍了天下的郡县；到处打听旧闻、寻找遗稿；后来还忍受了宫刑的痛苦和世人的责骂；就是为了完成父亲那句近乎遗嘱的托付：“把我以前整理的旧闻全都写出来；一个字都不能缺。” 终于等到《史记》定稿、《太史公自序》写完的时候；“废天下之史文”的危机被彻底扭转了——中国的史学也就重新活过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