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外部不确定性上升、全球冲击更频繁的背景下，中国经济保持韧性的同时，仍面临需求结构转变、部分领域资源配置效率不足等挑战。丹·卡茨在论坛发言中指出，过去数十年中国多次应对重大冲击并保持增长，私人部门的适应与创新能力发挥了重要作用；面向未来，需要深入发挥市场机制作用，为韧性建立更可持续的支撑。 原因——从结构性因素看，居民消费倾向和服务消费潜力仍有待释放，预防性储蓄动机较强，社会保障的供给结构与覆盖水平仍需完善；部分行业存在资源向低效率部门集中的情况，价格信号对资本、土地等要素配置的约束与引导作用有待加强；同时，房地产市场调整影响预期与信心，进而制约消费与投资的内生修复。 影响——如果消费与服务业需求释放不足、生产率提升低于预期，将影响经济潜在增速与增长质量，并可能加大不同部门、不同主体之间的分化。丹·卡茨援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测算认为，减少对特定企业和行业的优惠安排，整体生产率有望提高1个百分点以上，并在中期将国内生产总值水平抬升至多2个百分点。其核心指向在于，通过制度公平与市场化改革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从而夯实增长基础。 对策——丹·卡茨提出三上改革重点。 一是以规则统一和竞争中性为导向，提升营商环境。他认为，应进一步减少对特定主体的差异化安排，让民营企业、中小企业和外资企业要素获取、市场准入、政府采购诸上更公平参与竞争，以竞争促创新、以创新带动生产率提升，并扩大居民收入与消费选择空间。他同时表示，完善有关法律制度有助于稳定预期、增强市场信心。 二是以市场化定价为牵引，提升资源配置效率。他指出，资本成本是影响投资决策与资源流向的关键价格信号，应通过深化改革，提高资金流向高效率企业的比例，抑制无效和低效扩张。政策层面，可减少对特定行业产出目标的依赖，更强调质量与效益导向。在房地产领域，他建议推动缺乏可持续经营能力的开发主体有序出清，增强价格调整弹性，加快库存消化并修复市场预期。 三是以服务业扩容提质为抓手，培育更持久的增长动能。他指出，在中国制造业产出占全球比重较高的情况下，服务业规模和潜力仍有较大提升空间，部分市场化服务业领域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速已显示出较强动能。通过改进监管规则、优化准入与竞争环境、提高资源配置的市场化程度，医疗、教育、专业服务、技术服务等领域有望成为吸纳就业、提升生产率并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重要支点。 围绕扩大内需与改善预期，丹·卡茨还提出配套建议：推动资源从部分产业补贴与基建增量投入中逐步转向社会保障与公共服务，降低居民预防性储蓄动机；在税制上，适度优化税负结构，更多向高收入群体倾斜，同时审慎评估并减少对企业的普遍性税收减免，以增强财政可持续性与公共服务供给能力。 前景——与会观点显示，中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关键于以改革增强内生动力：一上，通过公平竞争与市场定价提高要素配置效率，为新动能成长腾出空间；另一方面，通过扩大服务业供给、提升社会保障水平，促进消费与服务需求释放，形成“收入—预期—消费—投资”的良性循环。在全球复苏承压、产业链深度调整的当下，系统推进改革也将有助于稳定预期、提升抗冲击能力。
推动高质量发展，关键在于以改革破题、以制度稳预期、以市场提效率。更充分的公平竞争、更真实的价格信号、更有活力的服务业，有助于把超大规模市场优势转化为持续的创新与需求优势。在世界经济深度调整、风险与机遇并存的当下，持续推进结构性改革、增强增长的内生性与包容性——不仅关乎一国发展质量——也将为全球稳定与繁荣提供更可靠的确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