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通报指出，个别地方和部门推进基层减负过程中，仍存在变相加码、责任下移等情况，主要体现在两类做法上； 其一，康定市已印发镇（乡、街道）履行职责事项清单，明确“违规领取高龄津贴追缴工作”不再由乡镇（街道）承担。但在此后较长一段时间里，有关职能部门仍通过电话通知、会议安排等方式，以“属地管理”为由要求乡镇继续组织追缴，引发基层干部强烈反响。 其二，泸州市国资系统在文件运转中存在“照单转发、要求落实”的倾向。一段时期内，主管部门向市属国有企业转发大量上级及同级单位文件，其中不少并不涉及企业具体办理事项，但仍被一并下发并提出笼统要求，企业人员反映文牍事务占用了大量精力。 原因—— 从两起问题看，形式主义的症结在于责任边界不清与工作惯性叠加。 一上，少数单位对履职事项清单的约束作用认识不够——把清单当作“参考”——仍沿用“属地兜底”的旧思路，将本应由部门依法依规承担的事项下压到乡镇街道，客观上让基层“多扛事”、部门“少费事”。 另一方面，文件流转中“重速度轻甄别”、工作推进中“重痕迹轻实效”的问题仍然存在。有的部门把转发文件当作部署落实，用“层层转、层层要”替代统筹协调与专业指导，以形式化动作体现“在抓工作”，却忽视企业和基层的实际承受能力。 影响—— 形式主义表面是方法问题，实际会削弱基层治理效能和政策落地质量。 对乡镇街道而言，被动承担清单之外任务，会挤占民生服务、矛盾调处、应急处置等主责主业时间，出现“忙于追缴、无暇服务”的情况，也容易加重基层干部的负担和情绪消耗，影响干事动力。 对国有企业而言，低效转发带来的不仅是阅读、登记、报送等显性成本，还可能增加决策执行中的“噪音”。干部职工把时间耗在材料流转和痕迹整理上，会影响企业市场化经营与风险防控，进而影响国资国企改革提质增效。 更深一层看，如果“清单不清、责任不明、转发成风”的问题得不到遏制，基层减负效果会被抵消，甚至出现“越减越重”的反弹，影响群众对治理效能的感受。 对策—— 治理形式主义要把“减负”落到可执行、可追责的闭环上。 首先，强化清单权威。对履职事项清单中明确取消或调整的事项，要同步完善部门内部职责分工、业务流程和责任链条，做到“清单调整到哪里、责任就落实到哪里”。对以“属地管理”为由违规下压任务的，既要及时纠治，也要倒查责任，推动形成按清单履职、按法定职责办事的常态。 其次，整治“转文了之”。建立文件转发必要性审查机制，明确哪些必须转、哪些无需转、哪些应解读后再转，避免“一股脑下发”。对确需企业执行的事项，要同时提供操作指引、时限要求和责任部门联系人，减少企业反复询问和重复报送。对“只转不管、只要痕迹不问成效”的做法，可通过通报、约谈、考核扣分等方式形成约束。 再次，优化考核与督查方式。减少以材料数量、会议次数、转发频次衡量工作力度的做法，更突出实绩、群众评价和问题解决率。对基层反映集中的事项，完善直达反馈渠道，推动“基层点题、部门答题、机制督办”，用制度化方式防止问题反复。 前景—— 当前，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正从“专项治理”向“长效机制”深化。四川此次点名通报两起案例，既是对违背清单、随意转发等问题的提醒，也传递出推动治理方式转型的信号：基层减负不是简单做“减法”，而是通过厘清权责、优化流程、提升效能，为治理现代化做“加法”。 随着履职清单体系优化，文件管理、督查考核更加科学，问责纠偏更有刚性，基层将把更多精力用于抓落实、办实事、解难题，国企也能从无效负担中抽身，更好服务高质量发展。
两起典型案例犹如多棱镜，既折射出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复杂性和长期性，也提醒深化改革需要直面问题、刀刃向内。当各级政府都能认真回应基层诉求，当制度设计始终把“实效优于痕迹”落到具体做法上，“真减负、减真负”的治理生态才能真正形成。（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