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消费是经济循环的重要牵引力，也是稳增长、稳就业、稳预期的重要抓手；北京作为超大城市，消费市场体量大、层次丰富，但恢复和扩大消费过程中仍面临多重约束：一上，居民消费更加理性，部分群体对收入稳定性和未来支出预期更为谨慎；另一方面，服务供给、商业运营与合规成本等因素推高终端价格，影响消费意愿与消费体验。另外，一些促消费举措更多依赖补贴、消费券等“短平快”方式，虽能迅速带动客流与交易，但持续性、结构引导和长期预期塑造上仍显不足。 原因：从需求端看，宏观环境变化与就业结构调整，使部分家庭更倾向于增加储蓄、延后大额支出；对教育、医疗、住房等长期性支出的预期，也会挤压可选消费空间。从供给端看，服务业对人力成本与租金较为敏感，新业态开票结算、数据归集、纳税指引等环节存在适应成本；企业在申领、核销、结算等流程中的制度摩擦，容易转化为消费者感受到的“不便捷”和“成本上升”。从政策端看，若政策频繁调整或部门协同不足，市场主体和居民难以形成稳定预期，消费决策的连续性也会受到影响。 影响：若消费潜力释放不足，将削弱服务业和中小微企业的订单回升，进而影响就业吸纳与居民收入增长；若消费结构升级推进不快，耐用品更新、数字消费、文旅体融合等新增长点难以充分扩容，产业升级与消费升级的联动效应也会打折。对北京而言，消费既关系城市商业活力，也关系高端服务业集聚、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与营商环境优化。更有针对性、更加可预期的税收政策安排，有望在稳定预期、降低成本、引导结构上发挥更大作用。 对策：围绕“税收杠杆效应如何更好撬动消费”，李旭红提出从直达兑现、重点领域更新、服务与新业态培育、长效机制建设各方面系统发力。 第一，提升税收减负政策的直达性与兑现效率，增强居民消费能力与信心。她建议继续加强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等政策的宣传解读与便民服务，提高线上办理与自动预填水平，降低申报成本，让政策红利更易被感知、更便于获得。同时，面向灵活就业人员、新市民等消费弹性较强群体，探索更精准的结构性税收激励，引导教育培训、文化体育等服务消费扩容。政策节奏上，强调稳定性与可预期性，减少频繁调整对消费决策的扰动，推动形成“敢消费、愿消费”的长期预期。 第二，发挥税收政策对耐用品更新的带动作用，促进大宗消费与产业升级联动。结合以旧换新导向，围绕汽车、家电、家装、智能终端等重点领域，优化发票、补贴与税费政策衔接，提高兑现效率与消费体验，引导消费从“增量购买”转向“品质更新”。这既有利于释放存量更新需求，也有利于推动绿色低碳、智能化产品加快普及，形成消费升级与制造业升级的双向促进。 第三，加大对服务消费与新业态的税收支持力度，培育消费新增长点。她提出，支持文旅体融合消费与首发经济发展，对演艺、赛事、展会等重点项目在合规前提下优化税费服务与资金周转安排，减轻企业前期投入压力，增强扩大供给的意愿；聚焦夜间经济与社区商业，持续落实小微企业税费优惠和“免申即享”，稳定基层就业与社区消费供给；推动平台经济、即时零售规范发展，完善开票结算、数据归集和纳税指引，降低合规成本，提高透明度与便利度，更好释放线上线下融合消费潜力。 第四，构建税收拉动消费的长效机制，推动促消费政策形成合力。她建议建立税务、商务、发改、文旅、金融等部门协同机制，推动促消费从“单点刺激”向“组合发力”转变；提升税收服务数字化水平，优化电子发票、线上办税缴费与跨部门信息共享，减少制度摩擦；建立政策效果评估与动态优化机制，围绕消费增量、企业活跃度、就业拉动等指标开展跟踪评估，确保政策“精准、有效、可持续”。 前景：多措并举促消费，关键在于把短期提振与长期转型更好衔接起来。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稳步提高、消费需求加快分层分级，北京消费升级空间仍然广阔。未来，若税收政策在稳定预期、降低成本、提升便利、引导结构上形成更强合力，并与供给侧改革、营商环境优化、金融支持和公共服务提升相衔接，有望进一步放大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基础性作用，推动北京打造多元消费场景、培育新型消费、提升国际消费吸引力上取得更明显成效。
在全球经济复苏乏力的背景下，激活内需成为稳增长的重要抓手。北京通过税收政策创新疏通消费堵点，不仅有助于本地经济提质增效，也将为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探索更多可复制的经验。如何将委员建言转化为可落地的政策，仍需政府、企业与社会多方联合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