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涉未成年人案件背后，家庭教育缺位不容忽视 未成年人犯罪预防与治理中，如何把“惩治”与“挽救”统一起来，始终是基层司法实践面临的现实课题；熊玉芳在会议现场介绍，其办理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近八成孩子不同程度存在家庭教育缺位、亲子沟通断裂等问题。一些孩子在成长关键期缺少陪伴与规则意识，遇到矛盾和压力时缺乏正确引导，行为偏差逐步累积，最终触碰法律底线。实践表明，涉未成年人违法犯罪往往不是孤立事件，背后常伴随家庭监护不力、教育方式失当、情感支持不足等结构性因素。 原因——情感缺失与监护弱化叠加，易诱发行为失范 从基层办案观察看，未成年人走上歧途通常由多重因素交织造成：一是部分家庭长期忽视情感沟通，孩子在被误解、被否定中形成对抗心理；二是监护责任落实不到位，家长对学习、交友、网络使用等关键环节缺少必要引导与边界；三是部分家长缺乏科学教育能力，把“管教”简单等同于训斥甚至放任，导致亲子关系更紧张；四是学校、社区、社会支持体系在早期识别、及时干预上仍存薄弱环节，家庭问题外溢为社会问题的风险上升。上述因素叠加，使未成年人在面对诱惑、压力和同伴影响时更容易作出冲动选择。 影响——能否“拉一把”，关乎个体命运也关乎社会治理成本 未成年人违法犯罪一旦发生，不仅影响孩子的学业与前途，也会加重家庭负担、增加社会治理成本。更重要的是，未成年人处于可塑性最强阶段，若能在司法处遇中同步开展心理疏导、家庭教育指导与社会支持，往往能够实现从“惩”到“教”、从“案”到“人”的转变。反之，若仅停留在案件处理层面，忽略家庭关系修复与行为矫治，孩子再次偏离正轨的风险将上升，家庭矛盾也可能持续恶化，形成恶性循环。 对策——司法措施与社会力量同向发力，形成“教育+监督”闭环 熊玉芳以一起未成年人盗窃案为例介绍：涉案孩子因长期缺乏家庭关爱、遇事无人引导而误入歧途。根据犯罪情节及认罪悔罪表现，司法机关依法作出附条件不起诉决定，给予其改过自新的机会。但在考验期内，该未成年人一度违反监督管理规定，涉及的决定面临被撤销风险。 为避免“一撤了之”带来的再度失控，熊玉芳依托委员联系广泛、资源聚合能力较强的特点，引入心理咨询师、教师等专业力量参与家庭教育指导，帮助孩子表达真实情绪与需求，推动父子之间恢复沟通、化解隔阂。同时，针对监护职责履行不到位的问题，依法向其父亲制发督促监护令，明确监护责任与具体要求，通过法律刚性约束与教育柔性修复相结合，压实“家长是第一责任人”的法定职责。 在此基础上，她所在团队总结形成面向涉案未成年人家庭的家庭教育指导“四步工作法”：第一步，深入与家长沟通，厘清监护盲点与教育误区；第二步，与孩子开展贴近式交流，了解心理动因与现实困难；第三步，组织家庭共同商谈，达成可执行的家庭支持方案；第四步，对监护失职情形依法制发督促监护令，推动责任落实。熊玉芳介绍，这个工作机制已帮助28名未成年人回归校园和正常生活轨道，相关做法被写入最高人民检察院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白皮书，为基层未成年人检察工作提供可复制经验。 前景——以协同治理提升预防效能，让“事后处置”更多转向“事前防范” 未成年人保护是一项系统工程，单靠某一部门难以独立完成。面向下一步工作，熊玉芳表示，将继续履行政协委员与未成年人检察工作者双重职责，围绕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犯罪预防与治理加强调查研究，推动家校社协同发力、专业力量下沉，完善从风险识别、家庭指导到教育帮扶、跟踪回访的闭环机制。业内人士认为，随着家庭教育促进相关制度不断落地，叠加司法机关在未成年人案件中更加注重教育、感化、挽救，以及社会组织专业服务供给增强，基层在“早发现、早干预、早修复”上的空间将进一步打开，未成年人犯罪预防将更具前瞻性与精细化。
未成年人保护既是司法责任，更是社会工程。熊玉芳的实践表明，解决这类复杂问题需要制度创新与人文关怀并重。当每个迷途少年都能获得正确引导，每个问题家庭都能得到专业支持，我们不仅是在改变个体命运，更是在筑牢社会稳定的基石。这正是新时代社会治理创新的深层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