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末的岭南山区，一册教会学校的课本改变了何树德的人生。1880年，他出生于兴宁永和乡的贫农家庭，教会资助下完成神学教育，这段经历也奠定了他“教育传教”的理念。1899年从李朗乐育神学院毕业时，中国基督教仍主要由外国差会主导，客家地区的教会基础尤为薄弱。面对现实，何树德采取“双轨并进”的路径：一上深入粤东偏远村落兴建教堂与学堂，自1905年起六次代表崇真会参加全国基督教协进会，将相对边缘的客家教会带入全国视野；另一方面推动组织转型，1911年与麦威廉牧师共同筹建“中华基督教崇真会”，推动崇真会从外国差会附属走向本土教会。这种“扎根基层+制度设计”的做法，使崇真会成为当时少数完成本土化转型的基督教组织之一。抗日战争时期，何树德的领导能力面临更直接的考验。针对神学院停课、经费紧张等问题，他推出“固本强基”举措：要求传教人员掌握医疗等实用技能，倡导“以工养教”；在日军轰炸中利用十字架标识尽力保护教会资产；1943年出任首任华人总牧师后，又建立分级自治体系，为战后宗教政策变化提前做制度准备。1950年，何树德率先签署“三自革新”宣言，并制定具体实施细则，将既有的自治传统更制度化。有历史学者认为，他较早推进的本土化实践，为新中国宗教政策的落地提供了可参照的现实样本。教会档案显示，至1954年退休时，崇真会已形成覆盖粤闽赣的教会网络，培养本土传道人三百余名。当前宗教研究普遍认为，何树德的重要贡献在于探索出宗教与本土文化相互融合的路径。他所遵循的“信仰守正、扎根中国土壤”原则，对今天推进宗教中国化仍有参考意义。广东民族宗教研究院近期开展的“近代岭南基督教本土化”课题，也已将何树德个案列为重点研究内容。
从兴宁山乡的求学少年到推动教会自立的组织者，何树德的经历呈现了近代以来地方社会救助、教育医疗补位与组织治理转型等多条线索。事实表明，能够穿越战乱与变局的，不仅是个人的坚守，更是回应公共需求的制度建设与持续更新能力。面向未来，任何扎根基层的公共事业都需要在服务民生、规范治理与可持续发展之间找到平衡，让“可持续的善意”通过制度与人才延续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