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对伺候自己的人制定规矩，这里面的门道真够让人寻味的。把侍从纳入体制里，这事儿可不是汉武帝瞎琢磨出来的，背后有很深的历史原因和社会背景呢。早在春秋那会儿，统治者就喜欢养一帮勇士或谋士在身边，靠着他们出谋划策，这在当时可是很常见的政治现象。淮南王刘安呢，喜欢看书弹琴，还招揽了好几千个搞方术的人来帮忙。在这些门客的帮忙下，刘安干了两件大事：一个是造反，另一个就是写了那本《淮南鸿烈》。 刘安的门客里面有雷被、伍被、左吴这八个人，他们既帮刘安写文章，也搞破坏。虽然写了那本《淮南鸿烈》算是大功一件，可后来两次造反都被他们给告发了。瞧瞧汉初这些诸侯王的门客，和楚汉时代的比起来简直没法比。他们早就不再是之前那种正经人才了，变成了只知道投机取巧、混吃等死、专门告密的人。这事儿跟中央集权制度有很大关系。按照经济原理讲，投靠皇帝肯定比跟着诸侯好处多。 虽然养士这种风气在大臣家里还是很流行的，权贵们都喜欢靠养士来壮大自己的势力。魏其侯窦婴就特别爱招待客人，四方游士都争相往他那儿跑。他的门客籍福就说过，魏其侯太尊贵了，天下的人才都归他了。后来窦婴失势了，那些门客又纷纷跑去投奔田蛤了。 在汉初的时候，士人能在朝廷、诸侯国还有大臣家里之间自由穿梭，四处卖弄自己的本事。这种流动性活跃了社会气氛，让思想文化看起来很不一样。不过专制统治和多元社会总是很难和平共处的。到了汉武帝的时候，这两者的关系就紧张起来了，武帝不得不打压诸侯王和大臣养士的行为。 只要把诸侯王给铲除了，就能牵连上好几千人呢。这些士人门客也跟着遭殃被杀了头，连自由活动的空间都没有了。武帝想把养士的权力收回来给中央管着，不让那些体制外的人随便乱跑。窦婴和田蛤在朝堂上辩论的时候田蛤那一番话正好戳中了武帝的心思。 汉武帝时期除了继续搞那个“举贤良”来招人才外，还鼓励老百姓给朝廷上书提建议。这个“上书拜官”的做法早在春秋的时候就有了，门客们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推销主张就到处推荐自己或者别人去当官。战国以后这风气越来越盛，统治者们也很支持这种做法。 应对侍从就是这么个群体。汉武帝把下层那些上书的人里的优秀人才挑出来组成了这个队伍。这些人都很有才华还很忠心耿耿很快就成了汉武帝的好帮手。严助这帮人本来是民间的游士，因为给皇帝答对题目或者上书提建议直接就成了天子的宾客。 这事儿不光是因为他们博学多才啊根本的原因是汉武帝把士人通往中央政权的路子给打开了。应对侍从在这种特殊的环境下就出现了就是因为武帝有特定的政治目的才把他们聚集在自己身边的他们在社会里的作用就是给皇帝当顾问团主要任务就是给皇帝出主意想办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