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老旧小区往往建成年代早、人口结构老龄化明显，基础设施欠账与管理机制缺位叠加，容易形成“问题多、责任散、协调难”的治理困境。
位于万里路街道的湘江苑小区建于上世纪90年代，共223户居民，老年群体占比较高。
此前，小区存在树木遮挡通行、停车秩序混乱、公共空间维护不足等现象，居民诉求多、矛盾易积累，基层治理一度面临“抓手不够、力量分散、响应不及时”的难点。
原因——从深层看，老旧小区治理难既有客观条件限制，也有组织体系与协同机制不足的因素。
一方面，早期规划标准和配套能力与当前生活需求不匹配，停车、充电、无障碍等新需求集中释放；另一方面，物业、业委会、居民之间权责边界不清，议事平台不健全，遇到具体事项容易“各管一段、难成合力”。
同时，老年住户多、独居群体多，对上门服务、就近服务的依赖度更高，传统“窗口式”服务覆盖不到位，导致小问题拖成大矛盾。
影响——治理短板不仅影响居住环境，也影响邻里关系和社区凝聚力。
停车纠纷、楼道改造分歧、公共设施维护等问题若长期得不到有效解决，容易引发居民对管理主体的不信任，进一步降低参与公共事务的意愿，形成“无人管、管不好、越难管”的循环。
对老年群体而言，服务触达不足还会增加生活不便与安全风险，影响社区整体幸福感。
对策——针对这些痛点，狮子桥社区从“把组织建强、把服务做实、把机制理顺”入手，推动治理力量向楼栋和居民身边延伸。
2025年以来，社区着力建强小区党支部，搭建“社区党组织—小区党支部—楼栋党小组”三级组织体系，将组织触角延伸到每个楼栋、每户居民。
小区党支部把43名党员编入8个楼栋党小组，推选群众基础好、热心公益的党员担任楼栋层面的骨干力量，形成“有人牵头、有人联络、有人落实”的日常运行链条。
在组织体系完善的基础上，湘江苑小区把服务阵地前移。
依托闲置用房建设党群服务站，常态化开展政策宣传、矛盾调解、助老便民等活动，让社保认证、便民理发等服务尽量在小区内完成，减少老年居民奔波。
与此同时，小区整合网格员、报到党员、物业人员以及新就业群体等力量，组建多支服务队伍，建立“居民点单、支部派单、党员接单”的闭环机制，把义诊、维修、代买代办等便民服务做成可持续的常态供给，推动“小事不出楼栋、难事有人会商”。
为提升协商效率和落实能力，小区党支部牵头建立“党支部+业委会+物业+居民代表”四方议事机制，依托“睦邻议事会”“楼栋板凳会”等形式，把议题摆到现场、把方案谈到细处。
围绕停车治理、充电设施安装、楼道翻新等群众关切事项，通过清单化管理、分级协商推进，既把权责边界讲清，也把整改路径落细，推动更多问题在小区内部形成共识、就地解决。
与此同时，通过推动相关成员交叉任职、吸纳经验丰富的老党员参与支委工作，形成监督、服务与执行互补的班子结构，增强议事的公信力和执行的连续性。
为了让共治从“要我参与”转向“我要参与”，小区还引入积分激励机制，设立“红色积分”兑换平台，把志愿服务、守约履责、楼栋自治成效等纳入积分管理，带动更多居民参与环境维护、文明倡导和矛盾调处。
结合老年居民占比较高的实际，小区组织开展睦邻互助、孝老爱亲等主题活动，并通过评选先进典型、开展小区联欢等方式增强归属感，推动形成“邻里互助、共建共享”的社区氛围。
前景——从实践效果看，党建引领下的小区治理更强调把组织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组织建在身边，问题发现更早；服务沉到楼栋，回应更及时；议事机制规范，协商更有序；激励机制跟上，参与更可持续。
随着居民生活需求持续升级，老旧小区治理将从“补短板”走向“提品质”，从“解决眼前问题”走向“建立长效机制”。
下一步，相关探索若能在制度化、标准化上进一步完善，如完善职责清单、提升物业服务透明度、加强适老化改造与公共安全管理联动，将有望在更大范围复制推广，为城市基层治理提供可操作的经验路径。
红花岗区以党建为纽带，将组织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不仅让湘江苑小区焕发新生，更探索出一条“党建引领、多元共治、群众受益”的基层治理新路径。
在老龄化加剧、城市更新加速的背景下，这一实践为破解老旧小区治理难题提供了重要启示：唯有扎根群众、创新机制，才能让城市发展的温度直抵民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