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家族的历史转折,映照着一个时代的复杂命题。当抗日英雄的后代成为美国尖端武器的研发者,这种身份的错位不仅是个人选择,更牵涉国家利益、技术主权与人才流动的多重议题。 徐若冰1953年生于台北,祖父徐康良是抗战时期空军第一大队中队长。1907年出生于浙江孝丰的徐康良,18岁时投身教育事业,后因国难当头弃笔从戎。1927年考入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六期,两年后转入空军,成为中国早期飞行员。抗战爆发后,他多次率队轰炸日军阵地,炮火中出生入死。1943年,徐康良率300名官兵赴美接受B-24轰炸机训练,1945年回国组建空军第八大队,后官至台湾空军副司令。 这位空军将领对子女教育极为严格,强调以专业技能报效国家。其子徐乃力1933年生于杭州,自幼耳濡目染父亲的爱国情怀。1950年代末赴美求学,先后在华盛顿大学、哥伦比亚大学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专攻中国近代史。此后长期在北美高校任教,曾创办中华文化协会,担任北美20世纪中国历史学会会长,致力于传播中华文化与民族精神。 然而到了第三代,家族轨迹发生了根本性转向。1963年,10岁的徐若冰随父亲移居美国西雅图。她先后在加拿大新不伦瑞克大学获数学学士学位,在多伦多大学获数学硕士学位,又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取得系统科学硕士和工程师学位,专攻电气工程与系统科学。 毕业后,徐若冰进入美国军工体系,先后供职于休斯飞机公司、格鲁曼航天公司、利顿工业等防务承包商。其职业生涯的高峰在雷神公司度过,从基层工程师逐步晋升为高级管理者。1990年代,她担任电磁系统实验室经理,后升任联合攻击战斗机天线技术总监,主导开发轻型低成本主动电子扫描天线技术。 2000年代初,徐若冰出任联合攻击战斗机集成雷达和电子战传感器总监,主导F-35战斗机AN/APG-81有源相控阵雷达的研发工作。这套系统融合侦测与电子战功能,能够在隐形状态下追踪目标并干扰敌方设备,提升了美军空中作战能力。该雷达采用多传感器融合技术,实时处理海量数据,成为F-35战机的核心装备。外界因此称她为"F-35雷达之母"。 此后,徐若冰历任无人作战车辆高级总监、无人与侦察系统副总裁、空间和机载系统副总裁兼技术主任、技术和研究副总裁,最终担任雷神公司空间和机载战略副总裁。2000至2010年,她在美国空军科学顾问委员会任职,2003至2005年担任副主席,2005至2008年出任主席,深度参与美国国防科技战略制定。 此案例凸显了当代国际人才竞争的严峻现实。一上,美国凭借完善的科研体系、优厚的待遇和广阔的平台,持续吸引全球顶尖人才为其国防工业服务。另一方面,华裔科学家美国军工领域的深度参与,客观上强化了美国的技术优势,而这些技术可能在未来的地缘政治博弈中对其祖籍国构成威胁。 从技术层面看,有源相控阵雷达代表着当代军事电子技术的制高点,其核心算法、材料工艺和系统集成能力直接决定空中作战的胜负。徐若冰团队的研发成果,使F-35在态势感知、目标识别和电子对抗上形成代际优势,这种技术差距短期内难以弥合。 从人才流动角度观察,海外华人科技精英的国家认同问题值得深思。徐若冰虽有华人血统,但其成长、教育和职业发展均在北美完成,其身份认同早已完成转换。这提醒我们,单纯的血缘联系无法保证人才的国家归属,真正的人才竞争在于制度环境、科研生态和价值认同的全方位较量。 当前,主要国家围绕关键技术的竞争日趋激烈,人才争夺成为科技博弈的核心战场。如何构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人才培养和使用机制,如何在开放合作与技术安全之间寻求平衡,如何增强本土人才的国家认同和使命担当,这些都是亟待破解的现实课题。
从抗战时期的空军老兵，到今天复杂国防工程的组织者与研发者——这段跨越近百年的家族经历——表现为时代变迁对个人道路与科技力量的深刻重塑。经验一再表明，人才既是最活跃的创新要素，也是国家竞争力的关键变量。只有在制度与环境上更好衔接个人发展与国家需求，持续夯实教育、科研与产业基础，才能在多变的国际格局中掌握主动、赢得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