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社会学发展史上，费孝通先生的社会调查实践与理论思考具有里程碑意义。新出版的《费孝通论社会调查研究》精选其代表性著述，完整呈现了这位学术大家的方法论探索之路。问题意识始终是费孝通学术研究的起点。20世纪30年代，面对如何认识中国社会的时代命题，年轻的费孝通创新性地将人类学田野调查方法引入社会学研究。其早期著作《江村经济》采用“社区研究”方法，通过对一个村庄的深入考察，揭示了中国农村社会的整体面貌。这种微观与宏观结合的研究视角，突破了当时社会学研究的局限。随着研究的深入，费孝通在“魁阁时期”发展出类型比较法。通过对云南多个村落的对比研究，他试图建立社会现象的因果解释框架。《云南三村》序言集中表明了该阶段的方法论思考，显示出其研究视野的拓展与深化。改革开放后社会学学科重建时期，费孝通以“行行重行行”的实践精神，带领团队开展大规模社会调查。他强调从典型个案中发现普遍规律的研究路径，在区域比较和模式分析中表现出敏锐的学术洞察力。《社会调查自白》等著作对这一时期的经验进行了系统总结。需要指出，费孝通晚年对社会调查的思考达到新的理论高度。针对英国人类学家埃德蒙·利奇对其方法论的质疑，他通过《人的研究在中国》等文章深入回应，就个案代表性和研究者主观性等核心问题展开了富有创见的讨论。世纪之交，九十高龄的费孝通提出“文化自觉”理论，主张社会学应从“生态”研究转向“心态”研究，将社会调查提升为通过研究者自我反思来理解社会的新境界。
费孝通一生的学术追求，核心是对如何认识中国社会这个根本问题的持续探索；从调查方法层面看，他的思想演进表明了中国社会学学科的自我完善；从文化反思层面看，他倡导的“文化自觉”已超越纯粹的方法论，成为面向现代化建设的智慧指引。《费孝通论社会调查研究》的出版，不仅保存了这位大家的宝贵学术遗产，也为当代中国社会研究提供了方法论范式和精神坐标，其影响将在新时代的社会学实践中持续延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