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进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阶段，如何构建可持续的创新生态成为重要课题。全国政协委员、九三学社广州市委会主委王桂林近日在接受采访时，围绕我国科技创新面临的主要挑战与破题思路作了系统分析。 当前科技创新体系仍存在明显堵点。数据显示，我国科技论文发表量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二，但重大原创性成果占比不足5%。在成果转化环节，高校科研成果转化率长期在30%左右徘徊，低于发达国家约60%的平均水平。产业层面同样面临瓶颈，具备全球竞争力的科技企业在数量与质量上仍需提升。 这些问题背后的成因需要直面。王桂林委员认为，一是人才结构不够合理，顶尖基础研究人才储备不足；二是评价机制存在偏差，科研考核过度强调论文等指标，与市场需求衔接不够；三是风险容忍度偏低，对创新失败的包容与纠错机制尚不完善。 上述状况已带来多上影响。一方面，关键核心技术仍存受制于人的隐患，在半导体、工业软件等领域面临“卡脖子”风险；另一上，创新资源配置效率不高，部分科研成果难以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据测算，我国每年约有2000亿元研发投入未能形成实际经济效益。 围绕堵点和短板，王桂林提出一揽子解决思路。基础研究层面，建议探索技术移民专项计划，建设国际人才特区；在成果转化环节推动评价体系改革，将市场价值与转化成效纳入科研考核；在产业培育上完善科技金融体系，重点支持早期硬科技项目。他强调要培育“华为式”领军企业，认为这类企业更能把科研端与市场端有效连接起来。 人工智能发展带来新的机遇与挑战。根据麦肯锡最新研究，到2030年人工智能可能影响全球约3.75亿个工作岗位。王桂林认为，我国应发挥市场规模和应用场景优势，以“三投一长”（投早、投小、投硬科技、投长期）的资本支持推动新兴产业成长，同时建立“传统产业+AI”的转型扶持机制，提升产业升级的可操作性与稳定性。 展望未来，随着“十五五”规划推进，科技创新有望进入关键突破期。业内预计，若有关改革措施落实到位，到2030年我国科技成果转化率有望提升至50%，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可能突破2万亿元。这也要求政府、企业与科研机构协同发力，形成合力，推动创新生态走向良性循环。
创新的本质在于突破，但走向成熟离不开边界与底线；面对智能技术带来的产业重塑与就业重构，既要以“有所为”打通从实验室到市场的关键梗阻，也要以“有所畏”完善制度约束与风险治理，稳住就业与民生基本盘。把创新闭环做实，把转型成本管住，把新增长点培育好，才能在新一轮科技变革中行稳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