咱把话说回那时候，联邦政府算是真的立起来了，华盛顿在大家伙儿簇拥下把总统这活儿给干上了。那时候最要紧的，就是得把执掌最高法院的人给找出来。华盛列出了六条硬杠杠：得拥护宪法，得立过大功，得有资历，还得在低级法院干过，名声得响，再加上一条特软但又特关键的——人不能待在南方。拉特利奇拿着这张答卷往里一套，基本都能对上号：他是制宪会议上的红人，亲手把《联邦宪法》初稿给搞出来的；两次大陆会议上都有他的签名；他还是南卡罗来纳州衡平法院的大法官，这让他攒下了不少低阶司法经验；打完仗后名声更是大振，华盛甚至直接把“草拟宪法”的功劳算在他头上了。就一条卡住了——“不得地处南方”的这条红线让他过不去。华盛心里门儿清，要是再让南方人去当首席大法官，刚松开的联盟绳子又得给勒紧。于是乎，来自纽约州的约翰·杰伊就把这个位子给接下了，拉特利奇只能退一步，混到大法官的队伍里去。 到了1795年，第一任首席大法官杰伊把州长这份差事给辞了，位子又空出来了。华盛这一看，心说还是得给拉特利奇一个补偿机会。提名信发出去没多久，大家都以为“春天来到了查尔斯顿”，结果谁能想到背后的风暴才刚开头呢？参议院这时候还没开会议呢，临时任命只能先放一放。真正能不能成事儿，还得等到秋天国会开大会、参议院投票那一刻。谁承想这一等不要紧，拉特利奇直接踩雷了。 先说说那时候法国大革命闹得正凶呢，欧洲列强搞了个第一次反法同盟。当年咱们美国靠着法国帮忙才打赢独立战争，双方签的条约还摆在那。可这时候联邦党和共和党吵翻了天：联邦党想跟法国一刀两断，共和党则喊着要支援法国。战争的阴云都快压到头顶上了，华盛派杰伊跑去英国求和谈了个《杰伊条约》出来——英国人能在密西西比河里随便跑、美国西印度群岛的生意也被限制了。法国那边直接骂美国是白眼狼，国内的党争立马就炸开了锅。拉特利奇站在反对的那一边，在查尔斯顿教堂发表了长篇大论的演讲，用词相当犀利地痛骂条约丧权辱国。报纸大篇幅地登载了这些话，瞬间就把全国舆论给点燃了。 等到秋天参议院复会投票的时候局面更难看了——14票赞成、10票反对。拉特利奇就因为这区区4票的差距被硬生生给否了。他也就只在这个位子上坐了短短两个月左右的时间，处理了两起案子就走了。这也成了美国历史上任期最短的首席大法官记录。《杰伊条约》虽然确实让人受了点气换来的是二十年和平做生意的窗口；没有再次打起来的英美战争让咱们新生的国家能喘口气。可这段经历对拉特利奇来说就是个苦味记忆。 两次机会都没把握住之后的日子可就不好过了。史书上说他当时“孤孤单单一个人”，在沮丧和孤单里过了后半辈子。他老爱跟朋友念叨：“要是当初地理上不设限……”。可人生哪有那么多如果呢？那个位子最终还是跟他擦肩而过了。这段跌宕起伏的故事成了司法界的一段悲喜剧——权力的大门也不是永远敞开的，有时候就是一步之差就成了终身的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