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消费回升有基础，但“热度”与“购买力”仍存落差。餐饮、文旅、零售等线下场景持续修复，客流回升带动服务消费恢复；同时，部分可选消费尤其是中高端耐用品、改善型消费恢复节奏偏慢，市场呈现“基础消费较稳、升级消费偏谨慎”的结构性特征。近期，格力电器董事长董明珠在行业交流活动中谈到“消费的基础是收入”，直指消费市场的关键变量：居民可支配收入水平与未来收入预期。 原因：收入增长与预期稳定，是撬动消费的“源头变量”。从规律看，居民消费与可支配收入高度有关。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43377元，名义增长5.0%，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5.0%。其中，工资性收入占比超过五成，是多数家庭收入的“主引擎”。但另外，就业稳定性、行业景气度差异、灵活就业群体保障相对不足等因素，使不同群体对未来收入的确定性判断出现分化。对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等支出比重较高的家庭来说，若预期偏弱，往往倾向提高储蓄、压缩非必要开支，从而影响可选消费释放。 影响：结构分化倒逼政策从“刺激端”转向“增收端”。消费是扩大内需的关键环节，也是经济运行的“稳定器”。当消费恢复出现分层，说明单纯依靠场景复苏、营销促销难以形成持续拉动，政策需要更注重提升居民支付能力与降低后顾之忧。若收入预期改善不足，部分行业可能面临需求弹性不强、库存与价格压力上升等问题；反之，一旦就业与收入稳定性增强，消费意愿将更易转化为现实购买力，进而带动企业投资、产业升级与服务供给扩容，形成良性循环。 对策：2026年政策着力点更加前移——把“增收”置于提振消费的优先位置。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并强调制定实施城乡居民增收计划，传递出从源头夯实消费能力的明确信号。政策组合拳主要体现在三上： 一是稳就业夯基础。就业是居民收入的前提。2026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目标设定在1200万人以上，城镇调查失业率控制在5.5%左右。各地通过稳岗返还、社保补贴、创业担保贷款等政策工具，强化对高校毕业生、农民工、退役军人等重点群体的就业支持，并通过扩大以工代赈等方式稳定岗位供给。 二是完善分配与保障稳预期。多地调整最低工资标准，推动工资集体协商，引导企业向技能人才和一线劳动者合理倾斜薪酬。围绕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政策强调优化参保衔接与权益保障，推动“灵活就业更灵活、收入更稳定”。同时，社保与公共服务持续补短板：提高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标准、提高医保财政补助标准、扩大药品与医疗服务报销范围，并在教育、托育、养老等领域加大供给，以减轻家庭刚性支出压力，间接提升可支配收入与消费信心。 三是以“真金白银”降低消费成本，形成增收与减负协同。2026年安排25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重点覆盖汽车、家电、智能数码等领域，通过补贴与便利化回收体系引导更新需求释放，既促进绿色低碳转型，也带动制造业与服务业链条联动。 前景：消费回暖的可持续性，取决于“收入—预期—供给”的同向发力。随着稳就业政策持续推进、增收计划逐步落地、社会保障与公共服务扩围提质，居民对未来收入的确定性有望增强，消费从“能消费”向“敢消费、愿消费”转变的基础将继续夯实。与此同时，企业需围绕多层次需求优化供给，在质量、服务与性价比之间寻求更精准匹配，推动供需两端同频共振。综合来看，2026年消费市场有望延续恢复态势，并在结构优化中释放更大潜力。
消费不是口号——不是愿望——而是建立在收入基础上的实际行为。当前国家层面对增收工作的重视程度前所未有，政策工具箱也更加丰富完善。从稳就业到提薪酬，从完善社保到降低刚性支出，一套完整的增收体系正在逐步建立。只有居民的钱袋子更鼓、预期更稳，消费市场的复苏才能从表面的繁荣走向内在的持续增长。这不仅是经济增长的需要，更是实现共同繁荣的必然要求。在政策落地见效的过程中，我们有理由对消费市场的长期向好保持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