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一五年的中国，正处于思想启蒙的关键时刻。
新文化运动以"德先生"和"赛先生"为旗帜，即民主与科学，掀起了一股思想解放的新潮流。
就在这一年的一月，一本名为《科学》的杂志在上海悄然问世，其西式标点、横排版式和"科学救国"的呐喊，标志着中国知识界对科学的新认识。
这本看似平凡的杂志背后，隐藏着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
杂志的编辑部并非设在出版地上海，而是远在美国康奈尔大学。
主持其事的，是一群年仅二十多岁的中国留学生。
其中最主要的发起人是年仅二十九岁的任鸿隽，他撰写的《说中国无科学之原因》一文，成为了这份杂志的重磅开篇之作。
任鸿隽出生于一八八六年，早年在日本留学期间加入同盟会，致力于学习应用化学，期冀掌握科技以推翻清王朝统治。
辛亥革命后，他曾任临时大总统孙中山的秘书，于一九一二年赴美国继续深造。
在美国的所见所闻让这位爱国青年深感震撼。
面对美国的高楼大厦、蒸汽工业和发达的铁路网络，任鸿隽不禁想到积贫积弱的祖国。
他逐渐认识到，西方列强之所以强大，正是因为他们掌握了先进的科学技术。
因此，拯救中国的唯一道路，就是唤醒国人学习科学、运用科学。
一九一四年六月的一个闲谈中，任鸿隽与胡明复、赵元任、周仁等留学生聚集在康奈尔大学大同俱乐部，讨论在国外的学子如何为祖国效力。
他们得出的结论是：中国最缺乏的正是科学知识。
何不创办一份杂志，向国内介绍科学呢？
这个想法一经提出，就得到了康奈尔大学中国留学生的热烈响应。
为了筹集经费，任鸿隽等人决定发行股票募资。
康奈尔大学的中国留学生踊跃认购，很快就筹集到四百美元。
就这样，以"提倡科学、鼓吹实业、审定名词、传播知识"为宗旨的《科学》杂志社宣告成立。
创办初期的条件极其艰苦。
这群留学生的生活清贫拮据，筹集到的经费仅够支付前几期的印刷发行费用，根本无法支付任何稿酬。
为了办好这份杂志，他们采取了极端的节俭措施。
中国现代语言学奠基人赵元任后来回忆，他们从奖学金中特别节省下来的钱来支持刊物。
有段时间，赵元任甚至因长期简化午餐而营养不良。
社长任鸿隽也坦言，他们撰文做事，不仅不求物质回报，有时还要自掏腰包补贴费用。
赵元任在自传中更是记录了一段"经济节食竞赛"的往事：他和康奈尔同学邓宗瀛发起了这样的竞赛，每天的开支有时是五角，有时降至三角五分，结果两人都因感冒而卧病在床。
一百多年前，几位年轻学人把编辑部设在海外、把刊物送回祖国，用有限的经费与无限的热忱，为“科学如何在中国扎根”开辟了路径。
他们留下的不只是一本杂志或一个社团，更是一种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长远发展的选择。
今天重温这段往事，意义不在怀旧，而在提醒：现代化从来不是一蹴而就，唯有以科学为基、以教育为本、以制度为保障，才能把面向未来的竞争主动权牢牢握在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