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在首都乡村全面振兴持续推进背景下，京郊部分村庄在产业升级与治理提质过程中仍面临“人、产、治”协同不足的瓶颈。
古将村在推进农文旅融合发展中，餐饮住宿等接待能力与消费需求不匹配，专业运营与服务人才供给不足；在品牌运营、电商拓展等环节，亟需懂农业、懂市场、懂数字化的复合型队伍，以打通“生产发展”与“社会治理”的链条。
相关问题既影响产业增收，也对基层治理精细化、公共服务均等化提出更高要求。
原因——一是城乡要素流动仍存在结构性约束。
部分资源、人才、服务向城区集聚的惯性较强，乡村对高层次人才的吸引力与承载条件相对不足，导致“项目来得了、团队留不住”的现象时有发生。
二是产业转型带来治理议题增多。
农文旅融合涉及土地利用、集体资产管理、食品安全、游客管理、环境承载等多领域，治理边界更宽、专业性更强，基层干部与村集体在法治化、专业化治理方面需要更系统的支撑。
三是品牌化与数字化要求提升。
乡村产品与服务从“卖资源”转向“卖体验、卖口碑、卖标准”，对运营策划、平台营销、供应链管理等能力提出更高门槛，人才短板被进一步放大。
影响——从发展层面看，承载能力不足与人才匮乏会制约消费转化率和产业链延伸，影响村集体经济壮大与群众增收的可持续性；从治理层面看，产业活动增多而规则供给不足，容易带来权益协调、纠纷调处、公共秩序维护等压力，增加基层治理成本。
更重要的是，京郊日益成为承接中心城区功能疏解、拓展高质量发展空间的重要区域，乡村治理能力的高低，关系到城乡融合发展的质量与首都现代化治理水平的整体呈现。
对策——针对上述难点，北京市政协成立乡村治理委员工作室并开展首次活动，强调以协商优势链接资源、以专业力量补齐短板。
工作室提出搭建高质量专家智库，推动相关界别委员与乡村建立常态化联系，把委员专业所长与乡村治理需求精准对接；通过“企业联村”“村社共建”等机制，促进发展共谋、民生共促、活动共办、人才共育，推动城乡资源双向高效流动。
在具体路径上，法治保障被认为是提升治理效能的重要抓手。
有委员结合长期公益法律服务实践提出，可面向村民提供法律帮扶，参与完善村规民约、加强纠纷预防与调解，推动基层治理在法治轨道上运行，并围绕农村集体资产处置等议题持续建言。
产业与治理的融合推进同样受到关注。
来自农业和企业领域的委员提出，应尊重农民意愿，拓宽农民参与农村事务管理的渠道，切实发挥农民主体作用；在都市农业发展中，更要把握群众所想所盼，提升小农户组织化程度，推动农业向专业化分工、社会化协作转变，从而激活乡村全面振兴的内生动力。
人才培育与“新农人”成长成为讨论焦点之一。
与会代表提出，可探索众创空间、创新工场、项目路演等模式，配套创业培训、技术指导、融资对接等服务，支持“新农人”领办创办合作社、农业企业等经营主体，以科技与管理创新带动传统农业转型升级，并为乡村治理注入新的社会力量与组织资源。
前景——业内人士认为，随着首都功能布局优化与城乡融合发展持续深化，京郊乡村在承接功能、提供生态产品、发展休闲消费、传承乡土文化等方面的价值将进一步凸显。
乡村治理委员工作室的设立，有望把分散的专业资源、社会资源与乡村实际需求更紧密地组织起来，形成“协商平台+专业供给+项目落地”的闭环机制。
未来，若能在人才引育、法治保障、公共服务、产业链协同与数字化治理等方面形成可复制的经验做法，将为首都乡村从“发展起来”走向“治理现代化”提供更坚实支撑，也为推进共同富裕、促进城乡公共资源均衡配置探索新的实践路径。
从田间地头的实践课堂到政协平台的智慧碰撞，这场关于乡村治理的深度对话，既彰显了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独特优势，也揭示了现代化进程中城乡关系的重构路径。
当政协委员的专业智慧与农民群众的创造活力相互激荡，一幅以制度创新激活内生动力、以要素融通打破城乡壁垒的振兴图景正渐次展开。
这种治理模式的持续深化，或将为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更多制度性公共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