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同样“无物业”，参与热度为何冷热不均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社区治理效果直接影响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但在不少城市社区，居民参与并未如预期形成稳定合力：政府、社区组织和社会力量的职责相对清楚，居民此主体却出现明显分化。近期走访S市D区两处无物业小区发现，居住结构差异会把参与路径拉向不同方向：一处以知识型、专业型人群为主的小区，曾在危机时刻迅速“抱团救火”，秩序恢复后参与热度却下滑；另一处以低收入工人家庭为主的老旧小区，则在长期自管中逐渐形成“人人搭把手”的运转方式。 原因——需求层次差异叠加社会资本运作方式不同 受访基层干部和社区工作者认为，居民能否持续参与，往往受两类因素影响：一是现实需求是否紧迫，二是社区内部的信任、网络与规则能否形成良性循环。 在W小区，房屋处于核心地段、资产水平较高。物业退出后，停车、安保、环境等“秩序性问题”曾促使居民短期集中动员，业委会成立后公共事务也很快改善。但随后参与意愿逐步回落：不少业主更愿意通过缴费、外包等方式“用市场买服务”，对楼道清洁、门禁值守等日常琐事缺少持续投入，自治压力逐渐集中到少数“能人”身上。当公共事务被理解为“把问题解决就行”，参与就容易停留在阶段性、项目化；角色分布不均也会消耗信任与规则，最终形成“少数人疲惫、多数人旁观”的局面。 相比之下，Z小区建于上世纪七十年代，体量不大，居民收入不高。长期缺乏物业服务，使停车秩序、垃圾清运、门禁安全等问题直接影响日常生活，居民对“基本秩序”的需求更迫切，也更难用单纯付费替代。于是，值班巡逻、车辆引导、楼道保洁等工作被拆分为可轮换、可协作的任务，横向互助网络逐步形成：今天你守门，明天我清扫，节假日一起维护公共空间。互动越频繁，邻里信任与共同规则越稳固，公共事务也从“麻烦事”变成“大家的事”，共同体意识随之增强，参与更容易沉淀为日常习惯。 多位研究者指出，居民参与常呈现从“秩序维护”到“邻里交往”再到“共同价值”的递进：当基本生活秩序尚未稳定，参与多由迫切性驱动；当社区关系更紧密、规则更清晰，参与才可能从被动应急走向主动治理。两小区的不同轨迹，反映了需求分层与社会资本运作方式的差异：一方更容易出现工具化参与，另一方更容易形成价值化协作。 影响——参与失衡不利于基层治理可持续 基层治理实践显示，居民参与如果长期依赖少数骨干，容易带来三重风险：一是公共事务“能人化”，后续接替困难；二是责任与回报不匹配，易引发矛盾并削弱信任；三是公共空间维护不足，既影响环境品质，也会削弱突发事件中的组织动员能力。反过来，当分工明确、规则透明、收益可感，社区更容易形成自我修复与自我提升的能力，让治理从“一阵子”变成“常态化”。 对策——以制度供给和服务创新缩小参与“需求鸿沟” 受访基层干部建议，要把居民参与从应急推向常态，关键是把“愿不愿参与”转为“怎样更好参与”，用制度降低门槛、提高回报。 一是把自治事项放进清晰流程。对无物业或半物业小区，可在街道、社区指导下建立议事协商机制和任务清单，明确停车管理、卫生保洁、设施维护等事项的责任边界、执行标准与监督方式，减少“说不清、算不清”带来的摩擦。 二是用精细化激励替代道德压力。对轮值值守、公共维修、应急处置等消耗较大的事务，可探索适度补贴、积分兑换、公共费用减免等方式，并通过公开公示确保公平，让贡献可计量、可回馈，避免少数人长期“硬扛”。 三是推动专业力量与社会资源下沉。对中产聚集社区，可引入专业社工支持、业委会培训、法律与财务咨询等，帮助其从“临时动员”转向“制度运转”；对老旧小区，则应加强公共服务供给与设施改造，巩固已形成的互助网络，避免治理成果因人口流动而弱化。 四是拓宽参与渠道，增强共同体塑造。通过小微公共空间更新、邻里互助活动、社区志愿服务等方式，把参与从“解决麻烦”拓展为“共建生活”，让不同群体在共同事务中找到连接点，提升对社区的情感认同。 前景——从“各管一摊”走向“多元共治”的深层转型 业内人士认为，随着城市更新推进和居民结构日益多样，社区治理将更强调“分层需求的精准回应”和“多元主体的协同”。中产群体并非缺乏公共意识，而是更看重效率和边界；基层群体也并非天然更“热心”，而是需求更刚性、协作更高频。未来如果能通过规则设计、服务供给与参与激励，把不同群体的优势纳入同一治理框架，社区更可能形成稳定、可持续的共治生态，为共建共治共享提供更扎实的基层支撑。
社区治理的难点往往不在宏大叙事，而在门禁是否有人轮值、停车是否有序、公共资金是否透明这些细节里。居民参与的“沉默”与“活跃”不是先天标签，而是需求、机制与信任共同作用的结果。把群众的急难愁盼转化为看得见、可参与、能持续的制度安排，社区才能从“有人扛事”走向“人人尽责”，让共建共治共享真正落到日常生活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