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重大暴力犯罪后“钱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同样关键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香港社会治安形势复杂，针对富商的绑架勒索案件一度引发恐慌。张子强团伙因实施多起重大绑架、勒索活动而臭名昭著，其中包括震动一时的绑架李嘉诚长子李泽钜案，并传出将更多富豪列为目标的消息。1998年初，张子强内地落网，后被依法判处死刑并执行。随着主犯伏法，案件并未就此“画上句号”：对犯罪收益的追缴、对关联财产的认定以及可能存在的跨境转移，成为社会关注的另一条主线。舆论场中流传的“巨额资金外流”等说法虽难以一一核实，但其折射出的制度性难题具有普遍性：一旦涉案资金被分散隐匿并跨境流动，追赃挽损往往面临更高成本与更长周期。 原因：资产处置链条长、证据门槛高、跨境流动隐蔽性强 一是犯罪收益与家庭财产边界容易被“技术性”模糊。在部分案件中，家属可能以不知情、未参与为由主张财产合法性，并通过民事或行政程序提出异议。若资金来源、代持关系、受益所有人等证据链不完整，执法司法机关在冻结、没收环节将面临较高的举证与程序要求。二是犯罪收益往往经过多次转换与分散：现金赎金易被用于高风险消费、地下钱庄兑换、购置不动产或贵重物品，再通过代持、拆分交易等方式“漂白”，增加追踪难度。三是跨境追赃对协作机制依赖度高。不同法域在证据标准、没收制度、财产保全程序各上存差异，若缺乏及时有效的信息共享与司法互助，资金可能在时差与程序差中迅速转移。 影响：侵蚀法治公信、助长“违法成本低”预期、冲击金融秩序 犯罪分子伏法后若仍有大量非法所得未被有效追缴，容易造成“人被惩处、钱未归公”的观感，削弱法治权威与社会公平预期。对潜在犯罪者而言，若其家属或关联人能够通过复杂安排保有收益，可能扭曲风险收益计算，形成错误示范效应。对金融秩序而言，地下渠道与洗钱网络往往与跨境资金异常流动相伴生，既增加反洗钱监管压力，也可能带来治安与经济层面的复合风险。 对策：以证据链为核心完善追赃机制，以协作为抓手堵住跨境漏洞 业内人士指出，治理此类问题需坚持“打击犯罪与追赃挽损并重”，在程序正义框架下提升资产追缴效率。其一，强化对受益所有人、代持关系与资金来源的穿透式审查，完善财产申报、可疑交易报告与高风险行业监管，减少犯罪收益进入正规金融体系的空间。其二，推进涉案财物管理规范化，提升冻结、扣押、评估、处置全流程透明度与可追溯性，防止“跑冒滴漏”。其三，健全跨境司法协助与执法合作机制，在信息共享、资产追踪、临时保全与最终执行上形成更顺畅的衔接，提升对快速外逃资金的响应速度。其四，加强以案释法与公众宣传，明确“违法所得不得保有”的法治底线，压缩利用家属名义转移资产的操作空间。 前景：反洗钱与跨境协作持续加力，“钱袋子治理”将更趋系统化 随着反洗钱制度、金融监管科技和跨境执法合作不断深化，重大犯罪收益“藏匿—漂白—外流”的路径正面临更严密的监测。未来一段时期，围绕高额现金交易、异常换汇、离岸架构、代持不动产等领域的治理预计将持续加强。另外，涉案财产处置的法治化、精细化水平也将成为衡量治理能力的重要指标。社会期待在依法保护合法财产权益的同时，对犯罪收益实现更有效追缴，让违法者及其利益涉及的方难以通过制度缝隙获利。
这起跨越世纪的罪案提醒我们：打击现代有组织犯罪，不能只停留在刑事惩处，还需要把资产清查与国际合作纳入同一套治理框架，形成“刑事打击+资产清查+国际合作”的闭环。随着香港国安法实施以及粤港澳司法协作不断深化，社会各界也需要继续思考如何补齐追赃与跨境协作的短板，让每一起案件的终结不仅是程序上的收尾，更是实质正义的落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