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咨询专家张雪峰退场引发思考:后疫情时代就业指导体系亟待完善

问题——升学与就业“选择题”难度上升,青年焦虑呈叠加态势 升学扩招与产业调整并行的背景下,青年群体面临的“选择题”更为复杂:专业冷热变化加快、岗位要求更趋复合、求职竞争更为激烈。一些来自普通家庭的学生,试错成本更高、获取优质信息渠道更少,在填报志愿、专业选择、城市与行业取舍等关键节点上,容易产生“怕选错、怕走弯路”的焦虑。网络上以直白表达、强调现实路径的升学就业建议受到关注,反映出部分青年对“可操作、能落地”的指导需求强烈。 原因——结构性矛盾与信息不对称交织,公共指导供给存在短板 从结构层面看,一上,高校专业设置与区域产业结构、就业岗位需求之间的衔接仍需优化;另一方面,部分岗位对实践能力、数字技能、跨学科素养的要求提升,使得仅凭学历难以形成稳定优势。 从信息层面看,升学与就业信息分散在高校、用人单位、平台与社会机构之间,标准不一、质量参差,导致学生难以准确判断专业前景、岗位画像与成长路径。对不少家庭而言,缺少可持续的职业咨询资源与社会网络支持,使“信息差”直接转化为“机会差”。当系统化生涯教育不足、校内就业指导力量有限时,社会舆论更容易把期待集中到少数“说得明白、讲得直接”的个体身上,形成对“单一导师”的依赖。 影响——个人层面“路径焦虑”外溢,社会层面需防止预期失衡 对个体而言,焦虑首先表现为对未来不确定性的放大:担忧专业选择与就业脱节,担忧“起点”决定“上限”,担忧努力无法有效转化为回报。若缺乏有效引导,容易出现盲目跟风报考、过度追逐短期热门、忽视长期能力积累等倾向。 对高校与劳动力市场而言,若学生的专业选择更多被短期舆论和薪酬排行榜牵引,可能加剧学科冷热波动,影响人才培养的稳定性与产业用人结构的均衡。对社会情绪而言,当就业形势与岗位结构调整叠加技术变革带来的不确定性,若缺少权威、持续、可获得的公共服务支撑,易诱发“普遍不安全感”,使青年对教育回报与社会流动的预期发生偏移。 对策——以制度化供给替代“个人英雄叙事”,把服务做在前面 第一,强化学校阶段的生涯教育与就业指导前置。将职业认知、学科探索、能力评估、实习实践与就业辅导贯通到中学与大学阶段,提升学生对自我能力、行业趋势与岗位要求的匹配度,减少“临门一脚式”决策带来的风险。 第二,提升权威信息供给与透明度。推动高校发布更细化、更可比的专业去向数据与培养质量信息;引导用人单位完善岗位能力模型与成长路径说明;建立多部门协同的就业信息公共平台,减少信息碎片化与夸大宣传空间。 第三,完善面向普通家庭的普惠咨询服务。通过公共就业服务机构、高校就业中心与社会专业力量合作,为重点群体提供低成本、可持续的咨询与训练,尤其在志愿填报、实习选择、求职技能与心理支持等形成常态化机制。 第四,面向技术变革加快技能更新体系建设。随着智能化应用普及,一些基础性岗位被重新定义,岗位要求更强调综合能力与持续学习。应推动校企协同开展课程更新与项目实践,扩大高质量实习与学徒制供给,支持青年通过培训、证书与项目经验实现“边学边转型”。同时,倡导理性看待技术替代与岗位升级的关系,避免将“技术冲击”简单化为“全面挤出”。 前景——以高质量就业为牵引,形成“教育—产业—服务”良性循环 从趋势看,就业市场将更重视真实能力与适配度,人才培养也将从“单一学历竞争”转向“能力组合竞争”。随着新产业新业态发展与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并进,岗位结构会持续调整,青年就业既面临压力也蕴含新机会。关键在于,把分散的经验型建议转化为制度化、可复制的公共服务,把个体的焦虑转化为系统改进的动力,推动教育供给与产业需求更精准对接,让“少走弯路”不再依赖某个个人,而成为社会运行的常态保障。

青年焦虑并非单纯的情绪问题,而是对信息、机会和保障的现实需求;面对就业结构调整和技术快速演进——社会既要理解年轻人的压力——也要通过制度化、专业化、普惠化的公共服务回应他们的期待。只有让选择更有依据、努力更有方向,才能将焦虑转化为成长动力,把不确定性转化为可把握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