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教材进校引发讨论，实践环节是否同步成为焦点 开学之初，长春部分初中家长领取新学期教材时发现，除语数外等常见学科外，新增了家政服务、花卉栽培、家电简易维修等劳动教育类教材。教育部门回应称，这是落实劳动教育要求的配套教材，属于规范教学用书，不向学生收费。围绕该举措，公众总体持支持态度，认为有助于补齐学生生活技能与劳动观念短板。但也有家长反映，个别学校仅发放教材，未配套开课安排或实践活动，教材可能“停留在书柜里”，劳动教育的实际效果面临考验。 原因——认识偏差与资源约束交织，导致“有教材缺课程” 从教育实践看，出现“重教材轻实践”的情况，主要受几上因素影响：其一，部分学校对劳动教育仍存“副科思维”，在课程统筹中优先保障考试学科，劳动教育容易被挤占时间。其二，劳动教育强调操作性，对场地、安全管理、材料耗材、师资指导提出更高要求，一些学校在工具配备、专门教研、课时安排各上准备不足，导致“发书容易、上课不易”。其三，评价导向仍需完善。若劳动教育的课程实施、过程质量与学生成长表现难以进入可量化、可追踪的评价体系，学校推进积极性就会受到影响，容易出现“完成任务式”落实。 影响——既关乎学生成长，也关系教育理念转型的成色 劳动教育的价值，不止于学会做饭、整理、种植或维修，更在于帮助学生理解劳动创造、尊重技能、培养责任、形成合作意识与规则意识。家政类内容还可与健康教育、生命教育、家庭教育相衔接，引导青少年在照料他人、管理生活中增强同理心与社会责任感。反之，若劳动教育停留在教材发放层面，不仅会削弱课程公信力，也容易让学生把劳动教育视为“形式要求”，难以形成稳定的劳动习惯与正确的价值认同，甚至带来家长误解与社会舆论反弹，影响教育改革的整体推进。 对策——把“课程化、场景化、协同化”落到可执行的细节 推动劳动教育走深走实，关键在于把教材内容转化为课程方案、实践场景与评价闭环。 一是强化课程刚性与过程管理。教育主管部门可继续细化学校劳动教育开课要求与课时保障，推动“有教材必有课、有课程必有记录、有记录必有评估”。将课程实施情况、学生参与情况、安全管理与育人成效纳入学校年度考核与督导检查，减少“上有要求、下有变通”的空间。 二是提升学校实施能力，形成可复制的校本路径。学校可立足条件开发模块化课程：在校园内设置种植角、劳动实践基地或综合实践教室，把花卉栽培、简单烹饪、整理收纳、基础维修等内容拆解为可操作的学习任务；同时建立安全规范与应急预案，明确工具管理、材料准备、分组组织与教师指导职责，提升课堂可控性与体验质量。 三是加强师资与资源支撑。通过跨学科教研、校际联合、社会专业人士参与等方式，补齐师资短板；与社区、青少年活动中心、劳动实践基地等建立合作，拓展真实劳动场景，让学生在服务性劳动与公益性劳动中形成体验式学习。 四是推动家校社协同，打通“学校学—家庭用—社会见”的闭环。家庭应避免包办代替，鼓励孩子参与力所能及的家务劳动，并与学校共同记录过程性表现；社会层面可通过劳动主题活动、职业体验、志愿服务等渠道，营造尊重劳动、崇尚技能的公共氛围，增强劳动教育的社会认同。 前景——从“发教材”到“建体系”，劳动教育将更强调育人实效 随着劳动教育在课程体系中的地位持续明确，各地探索正在从“补一门课”转向“建一套体系”。可以预期，未来劳动教育将更加注重与综合实践、科学教育、职业启蒙、德育活动的融合，评价方式也将从单一结果转向过程性、发展性记录，更看重学生在真实任务中的参与度、责任感、合作能力与问题解决能力。长春此次教材发放引发的讨论，实质上推动各方把关注点从“有没有教材”转到“有没有课堂、有没有实践、有没有成效”，对提升劳动教育质量具有现实意义。
劳动教育的真正价值在于实践。当书本知识转化为实际技能，当学生亲手培育的植物在窗台生长，这样的教育才能真正实现其育人目标。政策制定者和执行者都应牢记：没有亲身实践的劳动教育，难以传递劳动的真正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