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在全球产业链重构、科技竞争加剧背景下，如何避免技术能力停滞、产业结构固化，成为区域与企业面临的共同课题。
与会专家指出，“中等收入”只是外在表现，真正的挑战是技术迭代不足带来的生产率提升乏力：一方面，部分产业在既有技术路线中形成惯性，难以向更高附加值领域跃迁；另一方面，科技成果从实验室走向市场仍存在“最后一公里”梗阻，导致创新红利释放不充分。
原因——与会人士从理论与实践层面归纳了“陷阱”形成的关键环节。
郑永年提出，持续技术进步离不开基础科研、应用转化和金融支持“三个支点”的同向发力：基础科研能力决定原始创新的上限，应用技术转化决定产业化效率，金融供给则贯穿研发、试验、扩产到市场拓展全过程。
若三者中任一环节薄弱，都可能使技术升级出现断点。
圆桌讨论进一步强调，判断是否陷入“中等技术陷阱”，要回到具体堵点：高校与科研机构如何提升高水平研究供给，企业如何承担转化与工程化主体责任，金融服务如何匹配科技创新高风险、长周期特征。
从区域经济角度看，何冬妮认为，科技创新具有显著的空间集聚规律，创新资源往往向具备制度供给、人才结构、产业基础与开放通道的区域集中。
粤港澳大湾区兼具科研、制造、市场与国际化网络等要素禀赋，为形成“创新资源—创新市场—产业升级”的正向循环提供了土壤，但也需要在规则衔接、要素流动、平台协同等方面持续打通卡点。
从一线实践出发，李奎指出，成果转化难不仅是技术问题，还涉及标准、场景、知识产权、供需对接与中试验证能力等系统性环节。
部分科技成果停留在样机或论文阶段，原因在于中试平台不足、产业方参与不早、应用场景开放不够，导致从“可行”到“可用”再到“可规模化”链条不顺畅。
从投资视角看，魏晓林提出，“技术—产业”是耦合关系，产业一旦选择某一技术路线，相关配套体系与利益结构便会强化路径依赖，使转向新方向的成本上升。
这种依赖在技术更迭加快时可能演化为“锁定效应”，从而将“中等技术”固化为难以突破的“陷阱”。
因此，既要鼓励颠覆性技术探索，也要通过资本、市场与治理机制降低试错成本。
影响——与会专家认为，能否跨越“中等技术陷阱”，直接关系到经济增长质量、产业链韧性与国际竞争力。
对区域而言，技术进步决定新产业集群能否形成并持续扩大；对企业而言，决定其能否从“成本优势”转向“技术与品牌优势”；对社会而言，则关联高质量就业、公共服务供给能力以及现代化治理水平。
尤其在外部不确定性上升、关键核心技术竞争加剧的环境下，加快形成可持续创新体系，将为稳增长、防风险和促转型提供更坚实支撑。
对策——与会人士在互动与研讨中提出多项建议。
其一，强化基础科研的稳定投入与评价体系优化，提升高校与科研机构的原始创新能力和长期研究能力，同时推动跨学科交叉与开放合作。
其二，突出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鼓励龙头企业牵引产业链协同创新，通过联合实验室、订单式研发、场景共建等方式，把科研供给与产业需求更紧密对接。
其三，完善金融对科技创新的全周期支持体系，发展覆盖天使投资、风险投资、并购基金与长期资本的多层次资金供给，并提升对“长周期、高不确定性”项目的风险识别与容错机制。
其四，做强技术转移与中试验证能力，建设开放共享的中试平台和公共技术服务体系，完善知识产权运营与收益分配机制，让科研成果更快进入产业化通道。
其五，在政府与市场关系上，强调以制度供给与公共服务补短板：政府侧重规则制定、平台建设、环境营造与风险兜底，市场侧重资源配置、技术路线选择与商业化扩张，提高治理效能与政策稳定性。
前景——与会专家判断，跨越“中等技术陷阱”并非单点突破，而是创新生态的整体跃迁。
粤港澳大湾区具备较强的制造基础、开放优势与创新资源密度，若能进一步促进人才、数据、资本与技术在区域内高效流动，推动科研、产业与金融协同，形成可复制的创新治理与产业升级范式，将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抢占先机，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更强的科技与产业支撑。
活动现场同步举行《经济的跃迁：跨越中等技术陷阱》新书发布及赠书环节，进一步推动相关议题的公共讨论与学术传播。
在全球科技竞争日趋激烈的背景下，跨越中等技术陷阱不仅关乎经济增长质量，更是国家竞争力的战略抉择。
此次研讨形成的理论共识和实践路径，为我国实现科技自立自强提供了重要参考。
正如与会专家强调，唯有打通从实验室到生产线的全链条创新生态，才能在新一轮产业变革中赢得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