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跟列文说起那天我去见安娜的事，心里还是慌慌的。那是个挺奇怪的日子，司梯瓦非要把我拉去他家看安娜。当时大厅里挂着一幅她的画像，画中的她袒肩露背，眼睛亮得像两盏灯。我正盯着那画看呢，门轴吱呀一声响，安娜本人就站在了画框外面。我们俩的目光碰在了一起，她就笑着走过来握住了我的手背，“你来我真高兴。”还让我转告吉提，说她爱吉提，希望能得到吉提的饶恕。 回家以后我就开始脸红了，吉提一看到我就问：“你怎么一提到安娜就脸红？”我觉得跟她说不明白这事，只好坦白告诉她，“她太美了，像一束光，照见了我的懦弱。”吉提一听就哭了起来，我急得团团转解释了好久。到了后半夜三点多才哄好她。其实我也知道不能再去见安娜了。 说到安娜和渥伦斯基的事儿。他们在喀山省那阵子其实挺风光的：家里有万贯家财，儿女也多，社交名单长到让人喘不过气。渥伦斯基就像台永动机似的忙个不停，身兼好几个社会团体的委员；安娜呢，就在那个空旷的客厅里翻书看，农业、建筑甚至革命理论都看。她越看越觉得自己跟丈夫卡列宁之间有一道看不见的裂缝。 平时家里没客人的时候，安娜就把客厅当图书馆，把沙发当手术台。她自己把婚姻的恐惧给拆解开来研究着。渥伦斯基偶尔会找她要些专业意见听一听，但从来都不用她给出的答案。 那次喀山省贵族选举大会邀请函送来的时候，他们俩又吵得不可开交。渥伦斯基临出发前给她留了句话：“我要走了。”安娜只问了一句：“你什么时候回来？”那一声“回来”就像一记闷棍敲碎了她最后的安全感。 这一趟大会开了足足六天。渥伦斯基在家设宴招待新上任的贵族头领时故意把安娜晾在一边，好展示自己“独立”于婚姻之外的权力。后来省长请他去听音乐会，他刚要动身就收到了安娜病重的信。 车子刚调转头往回开的时候他心里头挺复杂的，愧疚和自由这两种情绪在他心里翻腾个不停。安娜躺在床上只要闭上眼就能看见自己被抛弃的未来。她翻出以前的情书一张张揉成团又展开来看，“只有离婚了，才能让他没法转身就走。”就在这天小女儿也病了。 等到马车在门口停下的时候听差正给渥伦斯基脱长筒靴呢。安娜听见靴尖敲击地毯的声音就像是在敲一支小曲儿一样动听。她冲出去脸颊发烫地问：“安妮怎么样了？”“好些了。”渥伦斯基回答她的时候目光却落在了她那还没束起来的发梢上。 那一瞬间她心里特别矛盾，既想坦白自己的病态计划又害怕他借此机会永远离开自己。 最后安娜跟渥伦斯基摊牌了：“你又要走？”安娜逼视着他说，“去莫斯科吧我也去！要么各奔东西要么永远在一起。”她故意把离婚两个字说得轻飘飘的，“你要我离婚吗？我现在就写信。”那两句话就像两把刀同时抵住了她的喉咙。 渥伦斯基沉默了一会儿只回了一句：“我不高兴你总逃避义务。” 那天晚上安娜提笔给卡列宁写信：“我意已决。”字迹歪歪扭扭的可字里行间透露出一种松绑后的畅快劲儿。两个人搭上了那列去莫斯科的夜行列车就像真正的夫妻那样挤在软座里。窗外的灯火一路后退而去他们用一张车票换来一段没有法律约束却更危险的亲密关系。 最后的结局谁都没有赢下来：渥伦斯基在公开场合还是谈笑风生的就是再也没踏进过家门；安娜守着那份离婚判决书却连再爱的力气都没有了；列文回到了妻子身边却背上了对安娜的愧疚；吉提虽然宽恕了丈夫可心里头总过不去那个坎儿觉得自己被比下去了似的。 这就像是一场在悬崖边跳的双人舞：大家踩着节拍在跳呢可脚底下却在一步步逼近那深渊深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