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跨境交易更活跃，纠纷更“国际化”“复合化” 随着RCEP深入实施和共建“一带一路”经贸往来加密，宁波作为外向型经济重镇、国际港口城市，跨境大宗商品交易、国际物流运输、跨境电商与海外仓等新业态快速发展。与之相伴，商事纠纷呈现主体多元、法域交叉、证据链条跨境分散、争议焦点专业化等特点：既涉及信用证等传统国际结算工具，也出现保险、仓储、售后服务等产业链环节叠加引发的新型争端。如何以更高质量的司法供给稳定市场预期、降低交易成本，成为涉外法治建设的现实课题。 原因：规则差异与市场波动叠加，推动司法需求升级 一方面，跨境交易天然面临不同法域规则差异、合同文本复杂、履约链条长等问题，稍有环节失衡便可能引发连锁争议。另一方面，国际航运价格、汇率、原材料价格等外部变量波动，叠加企业在离岸平台、境外资源组织和国内信用支持等模式创新，使纠纷更易呈现“多地关联、同步对抗”的态势。企业不仅需要裁判结果，更需要能尽快止损、修复合作关系的高效率解纷路径。 影响：以示范庭审与典型案例释放稳定预期，提升国际经贸互信 在当日新闻发布会上，宁波中院以一场示范庭审回应市场关切。该案系涉跨境大宗商品贸易背靠背信用证的委托合同纠纷，关联印度尼西亚、新加坡、中国香港及内地等多个法域，折射“境外资源+国内信用+离岸平台”的新型交易结构。合议庭在查明交易事实、归纳争点基础上，结合跨境贸易运行规律，引导当事人以协商方式寻求共赢，当庭达成调解协议。此类以调解化解跨境争端的实践，有助于减少跨境交易的不确定性，为区域经贸合作提供更可预期的司法环境。 数据同样显示涉外司法供给的“含金量”。三年来，宁波法院审结各类涉外涉港澳台案件1926件，标的总额超114亿元，纠纷辐射66个国家和地区；其中宁波国际商事法庭审理308件，标的额62.78亿元，涉及31个国家和地区，多项审判质效指标位居全省前列。发布会同步发布《2025年度宁波法院涉外涉港澳台典型案例》，10个案例覆盖跨境贸易、投资、国际运输、信用证欺诈及跨境婚姻家事等领域，回应瑞士法查明适用、备用信用证单据条款效力等前沿问题。 值得关注的是，围绕跨境电商新业态，宁波法院在两起案件中分别体现“立规则”和“促实解”的导向：一案聚焦跨境货运险与退货配套服务，厘清合同关系与责任边界，明确售后端风险分配规则，为企业整合海外仓、跨境保险等资源提供可遵循的行为预期；另一案在仓储合同纠纷中推动一揽子和解，帮助盘活境外滞留库存、降低维权成本，体现“以最小代价实现最大解纷”的治理思路。规则供给与实质解纷并重，有利于维护“买全球、卖全球”的产业链稳定。 对策：推进诉仲衔接，完善多元解纷“工具箱” 发布会上，宁波中院与宁波仲裁委员会签署《关于加强诉讼与仲裁衔接 打造仲裁友好型城市的合作协议》，以制度化安排打通诉讼与仲裁的衔接通道。根据协议，双方将在法院诉讼服务中心设立仲裁驻点窗口，完善立案前仲裁指引、审理中委托调解等分层递进机制，推动纠纷分流与专业化处理。此举既有助于发挥仲裁在国际商事争议解决中的灵活高效优势，也有利于提升整体解纷效率，降低企业跨境维权成本，深入增强城市法治化营商环境的国际竞争力。 前景：以更高水平涉外法治服务开放型经济新格局 面向更深层次对外开放，涉外司法的角色正从“解决纠纷”拓展为“稳定预期、引导规则、保障安全”。宁波国际商事法庭三周年实践表明，构建兼具公正裁判能力与多元解纷能力的机制体系，能够更好匹配跨境交易的速度与复杂度。随着RCEP合作深化、港航物流与跨境电商持续扩容，预计涉外纠纷数量与专业程度仍将上升，对法律适用查明、证据规则衔接、国际商事调解与仲裁协同等提出更高要求。通过持续完善专业审判、规则供给与协同治理，宁波有望进一步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涉外司法样本。
从个案调解到规则引领——从司法裁判到多元解纷——宁波国际商事法庭三年来的实践表明了中国司法在开放环境下的适应力与创新力。在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进程中，这种立足实际、面向国际的司法探索既护航了地方经济发展，也为中国参与全球治理贡献了法治智慧。随着涉外法治体系的优化，中国司法将在国际舞台上起到更加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