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算力分散制约大湾区数字经济协同发展 当前，粤港澳大湾区数字经济领域已建成较为可观的基础设施体系。香港、广州、深圳、东莞等地分布着多个超算中心、智算中心和企业数据中心，硬件基础较为完善。但这些资源长期各自运营，跨地域、跨主体的统一调度机制尚未建立，难以形成规模效应。 王理宗在一次企业调研中了解到，某科技企业通过智能算法打通报关、海关、税务、银行等环节，将原本繁琐的通关流程压缩到3小时内自动完成，效率提升。但在应用落地的同时，算力供给不足的问题也开始显现。对不少初创企业来说，高算力成本叠加较高的技术门槛，成为影响创新落地的主要障碍。 “算力是数字时代的底座，底座不牢，上层建筑就是空中楼阁。”王理宗用这句话概括了当前的结构性矛盾。 二、原因：体制壁垒与资源碎片化并存 算力资源难以形成合力，关键受制于体制机制差异。大湾区横跨“一国两制”下的三个独立关税区，各地在数据管理、网络监管、市场准入等规则不同，算力跨境共享需要较高的协调成本。 此外，数据跨境流动的制度约束同样突出。数据、算法与算力是智能技术发展的三大要素，但在现行框架下，数据在大湾区内部仍难以顺畅流通，限制了区域内产学研协同创新的深度与效率。 三、影响：创新生态受阻，区域竞争力面临考验 算力碎片化与数据流通受限，正在对大湾区创新生态带来直接影响。一上，中小企业和初创团队难以获得稳定、低成本的算力支持，研发和产品迭代承压；另一方面，高校与企业协同创新缺少高效载体，重复性投入增多，整体创新效率不高。 在全球数字经济竞争加速的背景下，如果大湾区不能尽快补齐算力与数据协同的短板，其科技创新竞争力将面临更大压力。 四、对策：构建算力网络一体化，推动制度协同创新 针对上述问题，王理宗提出了系统性建议。 在算力整合层面，他建议推进大湾区算力网一体化建设，把分散的算力资源汇聚成统一“资源池”，让用户像使用水电一样便捷调用算力，降低企业使用成本和技术门槛。 在算法共享层面，他建议组建大湾区算法创新共同体，由港澳高校与深圳、广州的科技企业共建联合实验室，建设开源算法社区和模型库，推动经脱敏处理的预训练模型、行业算法与工具包共享，减少重复建设，加快迭代。 在数据流通层面，他建议在横琴、前海、南沙、河套等重点合作平台先行试点“数据海关”和“白名单”制度，探索安全可控的数据跨境通道，为数据要素流动提供制度支撑。 在人才培育层面，面对智能技术对就业结构的影响，王理宗建议完善终身学习体系和职业技能提升计划，对替代风险较高的群体提供补贴和转岗培训，帮助劳动者平稳转型。他同时指出，技术进步并非单纯“替代人”，而是在调整岗位结构的同时催生“医疗机器人协调员”“康复训练方案设计师”等新职业，为社会提供更多高价值岗位。 五、前景：大湾区有望成为全球数字经济重要极点 从更宏观的角度看，粤港澳大湾区推进数字经济一体化具备独特条件：既有香港、澳门的国际化资源与制度优势，也有深圳、广州的产业基础与创新能力，区域内高校、科研机构与科技企业的协同潜力仍有待继续释放。 王理宗认为，在更系统的政策统筹下，大湾区有望实现要素高效联动，并增强对全球资源的吸引力，逐步成长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数字经济新高地。
算力如同数字时代的基础设施，越是关键阶段越需要系统统筹；推动大湾区算力资源从“分散供给”转向“统一调度”，在安全合规前提下促进数据流通与开源协作，并以终身学习体系支持劳动者转型，将为区域高质量发展夯实基础，也为我国在全球数字竞争中培育新优势提供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