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我国城市建设从增量扩张转向存量提升，更新任务更细、更难、更系统；尤其新城与功能承载区，一些地方曾出现“硬件先行、治理滞后”的现象：公共服务配套跟不上人口导入节奏，社区凝聚力不足，公共空间权责边界不清，治理主体参与不均衡，导致更新成果难以长期维护、难以沉淀为城市品质与社会认同。作为承载非首都功能疏解、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承载地，北京城市副中心进入由“框架成型”向“品质提升”跃升阶段，更需要回答“建成之后如何管好、用好、长久好”的课题。 原因：一是传统建设逻辑偏重项目推进与工程交付，容易将治理视为“事后补课”，在规划、建设、运营之间形成断点。二是城市更新牵涉规划、住建、财政、民政、文化等多部门协同，政策目标与工作流程若缺少统一设计，审批、资金统筹、标准认定等环节便可能出现衔接不畅。三是存量更新面临产权结构复杂、利益诉求多元、公共空间管理边界模糊等新问题，若缺少可操作的制度路径，基层往往难以在“快”与“稳”、效率与公平之间找到平衡。四是人口结构与生活方式变化加快，对精细化服务与快速响应提出更高要求，仅靠传统经验式管理难以满足。 影响：更新与治理脱节，短期看会带来公共服务紧张、矛盾纠纷增多、社区活力不足；中长期则可能削弱更新投资的综合效益，影响区域吸引力与产业承载力，进而影响副中心在疏解承接、产业集聚、宜居宜业上的整体竞争力。相反，若能把治理嵌入更新全流程，形成“空间品质提升—公共服务优化—社区认同增强—治理效能提升”的正向循环，不仅有利于副中心自身高质量发展，也为超大城市治理提供可推广经验。 对策：针对上述问题，汪碧刚提出以“更新与治理深度融合”为主线的系统性建议。 其一，规划设计源头同步嵌入治理要素。副中心在控制性详细规划、专项规划和城市设计阶段，应将社区治理单元划分、公共服务设施配置、公共空间权属与管理机制等内容一并纳入，推动“硬件更新”与“软件升级”同图规划、同标设计、同程推进，减少后期补配与反复调整的成本。 其二，构建多元主体协同共治格局。城市更新与治理是一项复杂系统工程，需要政府更好发挥引导与规则制定作用，市场主体承担实施与运营责任，社会组织提供连接与赋能支持，居民成为核心参与者与最终受益者。通过居民议事会、方案工作坊、志愿服务等机制，推动居民从被动接受向主动参与转变，使意见表达、协商决策、共建共治形成常态化路径，增强社区归属感与责任感。 其三，强化技术赋能与智慧治理支撑。依托大数据、物联网、数字孪生等手段，推动治理从经验驱动向数据驱动、从粗放管理向精细服务转型。面向社区甚至楼栋端延伸服务触角，整合人口、房屋、事件等多源数据，形成问题快速识别、精准派发、闭环处置机制，提高环境卫生、设施报修、邻里纠纷等事项响应效率与治理透明度。 其四，推进老旧小区“更治一体”改造。将硬件改造与治理机制植入同步推进，在完成工程更新的同时，推动依法成立业主委员会或物管会，引入专业物业服务，培育社区社会组织与志愿者队伍，探索“楼门长”、公共设施维护认领等机制，提升居民自治能力，确保改造成果可持续维护、持续增值。 其五，创新产业社区治理机制并完善政策工具。针对部分产业园区功能单一、夜间活力不足等现象，通过精细化治理引导产业社区向功能复合、服务完善的综合功能区转型。同时，应探索形成覆盖更新全周期的政策“工具箱”或“政策包”，明确不同情形的办理路径与责任主体，回应存量更新中复杂产权与利益分配等新问题，为基层提供清晰、可操作的制度依据，降低跨部门协同成本。 前景：随着城市治理现代化持续推进，城市更新的竞争焦点正从“建得快”转向“管得好、运得久”。北京城市副中心以更新带动治理、以治理反哺更新的探索，若能在制度设计、协同机制、数字化能力与居民参与各上形成成熟范式，将有望提升区域公共服务供给质量与社会治理韧性，增强对人才与产业的综合吸引力，并为超大城市在存量时代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样本。
北京城市副中心的实践不仅是区域发展的关键突破，更对我国城市治理现代化具有示范意义。这种“软硬兼顾”的新路径展现了城市发展模式的战略转型——从规模扩张转向品质提升，标志着城市建设将更加注重民生福祉和治理效能的双重提升。